还有三天是中秋节，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第三十九个中秋节。除了越来越贵的月饼，还有越来越稀疏的脑门之外，这个中秋节跟前三十八个一样，无聊透顶。

业务部的同事们拿着填写好的客户名单，轮流找主管赵觉民签字，以便在中秋节前把月饼和红酒送到自己的客户手中。吴安同的业绩是我们部门里最好的，所以，他的客户名单比较长，用5号字还排满了整整两页A4纸。

我的“月饼”客户名单上只有六位，跟我上半年的工作业绩成正比，赵觉民眼皮都没抬一下就给我签字了。我没敢像吴安同那样把自己相好的名单放进公司客户名单里面，因为我想保住这份很烂的工作，如果工作都没了，老婆喊我“窝囊废”的时候，就更理直气壮了。其实，她叫我窝囊废也没什么，以前做爱的时候她也是这么叫我的，她只是不该在儿子面前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三个字。唉！同样三个字，改变了语境也就换了性质。分居以来，估计她在儿子面前已经把我编派得比灰太狼还愚蠢。所以，我敢肯定，我儿子学会鄙视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儿子已经上一年级了，我去他学校开了几次家长会，老师说我儿子上课不专心听讲，脑子总是开小差，到现在还背不下来字母表。老师还建议我带儿子去看心理医生，说我儿子的问题老师管不了。我不太担心我儿子的问题，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其实，我现在也是这样，经常灵魂出窍，魂游太虚。

吴安同的客户名单被赵觉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手指重重地点在名单的一头一尾两个女性名字上，眼皮不抬地问吴安同：“她们俩与公司是什么业务关系？”

赵觉民的口吻，很像是在询问吴安同与她俩的性关系。吴安同把抽了半截的“软中华”狠狠地按在赵觉民满是“中南海”烟蒂的烟灰缸里，不紧不慢地说：“我的业务就是靠女人做起来的，你不是也明里暗里地鼓励这种业务关系吗？你这么关切，是不是公司要给我发放精子损失费？”

赵觉民干笑了两声说：“谁不知道你吴安同的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给你发精子损失费，那是羞辱你。”

赵觉民说完，坏笑了两声，把两页A4纸签了。吴安同给赵觉民的桌面上丢了一根软中华，还是一副不急不躁的样子：“羞辱我吧，撒开了欢儿地羞辱我吧！只要补助费够多，我就扛得住……”

这就是吴安同，嘴巴能杀人。所以，我在办公室里面尽量避免跟他交流。如果有不得不说的话，我也尽量把话说得不留下任何话把儿，说完了就赶紧摸起电话联系业务，其实我没那么多业务电话。有一次，吴安同就把我的电话夺了过去，一听电话里面是忙音，就关切地问我：“不装×能死吗？”

别人或许会以为我俩关系不好，也许就是不好，可我内心对吴安同还是很景仰，觉得整个社会就是为他们这类人配备的，所以他骂我，我也不生气。

临近下班时分，等公司里几个眼尖嘴快的家伙都走了，我才起身磨蹭到人力资源部找梁安妮。梁安妮信佛，每到节假日就忙着四处磕头烧香去，连指甲钳和发卡都找高僧开过光，虔诚得要死。我一进门就直奔主题，我问梁安妮：“我可不可以自己掏钱，买几份公司团购的月饼和红酒送朋友？”

梁安妮送了我一个温馨的白眼，问我有几个人，让我把名单和地址都给她，其他事儿就不用我管了。这是我想要的理想结果，我清楚这小妮子对我有点意思，但我不清楚，这个颇有些姿色的小妮子为什么会对身材五短、脑门秃显的我有意思。工作上，吴安同比我能干；长相上，赵觉民比我体面。我唯一能说服自己的，就是梁安妮这个小妮子因为信佛后独具慧眼，发现我是个没心没肺的另类奇才。

梁安妮把我额外给她的名单，都加到了魏总经理的头上，她说：“魏总经理的送礼名单多，给了我一沓儿名片，多一个少一个他也不会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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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情搞定后，我俩都长舒了一口气。梁安妮放下名单，笑眯眯地等我说好听的话感激她一番，我却着急离开她的办公室。因为赵觉民一直想勾搭梁安妮，我可不想夹在中间当炮灰，虽然我也喜欢梁安妮，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已婚男人来说，生存比滥情重要。

梁安妮问我中秋节怎么安排，我没敢说一个人过节，就敷衍她说要带儿子去欢乐谷。梁安妮说那也不能三天都待在欢乐谷，我说一天去欢乐谷，一天去石景山游乐园，一天去动物园。梁安妮问我：“你儿子是不是有多动症？”

我说：“多少有一点。”

我看到梁安妮失望的眼神，不敢再作停留。在她有些恼火的白眼下，我媚笑着出了门。

我在这座城市生活已经近二十年了，最初，我从川北米仓山里进入大城市的那股兴奋劲儿，早就找不见了。我还清楚记得从北京火车站出来，幸福得快要眩晕的感觉，虽然我浑身上下只有一双白色回力鞋是新的，但我觉得人生崭新的一页就此掀开。白色回力鞋还是父亲极力主张给我买的，说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穿着解放鞋去上大学会被同学笑话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一双回力鞋折合二十多本世界名著。我父亲是酱菜厂的供销员，母亲是小学老师，两个人高中还没毕业，就赶上了“文革”，所以，上大学一直是二老的梦想。我大学毕业后，国家已经不包工作分配，我知道，我崭新的一页已经掀过去了。禁不住大学同学吕夫蒙撺掇，我没有回四川广元，而是黑在北京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