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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小说背后的故事

[美]艾萨克·阿西莫夫2019年03月03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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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小说背后的故事

我和机器人结下不解之缘的时间,就写作而言是在1939年5月10日,然而身为科幻迷的我,在更早之前就爱上了机器人。

毕竟,机器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科幻题材,早在1939年已是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的神话传说中,就有不少机械所制造的人类。至于“robot”这个名词,最早则是出现于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所写的剧本《RUR》,这出舞台剧于1921年在捷克首映,而剧本很快就翻译成许多种外语。

RUR的意思是“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剧中的罗森是一位英国工业家,他为了让人类能够过着充满创造性的悠闲生活,因而制造了一批人造人来为人类服务(“robot”就是衍生自捷克文的“奴工”一词)。虽说罗森的立意良好,事实并未照他的计划发展,那些机器人叛变了,人类因此自取灭亡。

这种想象中的新科技,会在1921那个年头被视为大灾难的根源,或许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别忘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人类才见识过战车、飞机和毒气的威力——借用“星际大战三部曲”的说法,那正是“原力的黑暗面”。

相较于《科学怪人》这个更有名的故事,《RUR》注入了较浓的悲观色彩,前者虽然也有人造人的情节,而且这个举动同样导致不幸,相对而言规模却小得多。由于这两部经典作品的影响,在1920和1930年代的科幻作品中,作者经常将机器人描写成危险的装置,照例一定会毁掉它的创造者。这类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一个寓意,那就是“有些事物人类不该知道”。

不过,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见解,我无法接受“如果知识代表危险,无知就是解决之道”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解决之道似乎是善用人类的智慧才对。人类不该拒绝面对危险,而应当学习如何化险为夷。

毕竟,早在某一群灵长类变成人类之初,这样的问题已经是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任何一项新科技都有可能带来危险,打从一开始,火就是一种危险的科技,而语言又何尝不是(且危险性犹有过之),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仍未改变。可是如果没有这两项科技,人类就不是人类了。

总之,当时我虽然不太清楚自己对机器人故事有何不满,内心却一直在期待更精彩的作品。不久我终于等到了,那是刊登于《惊奇故事》1938年12月号的一个短篇《海伦・奥洛》,作者是莱斯特・德尔雷(Lester del Rey),他以极富同情心的笔调来描写一个机器人。我相信那只是他所发表的第二个故事,但从此以后,我就是个至死不渝的德尔雷迷了(请大家千万别告诉他,他一定还不知道)。

而几乎同一时间,在1939年1月号的《惊异故事》中,因多・班德(Eando Binder)在短篇小说《我,机器人》里也创造了一个引人同情的机器人。虽然相较之下,这个故事的内容贫乏得多,但我再度大受感动。不知不觉间,我开始有了想要创作机器人故事的念头,而且决心要把我的机器人写得人见人爱。在1939年5月10日这一天,我终于动笔了,前后总共写了两周,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写作的速度还相当慢。

这个故事被我命名为《小机》,主角是个机器人保姆,虽然它和所照顾的女孩感情很好,女孩的妈妈却怕它怕得要死。然而,弗雷德・波尔(Fred Pohl,当年他和我一样才十九岁,此后我们的岁数也年年相同)比我来得聪明,他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告诉我,由于情节和《海伦・奥洛》太接近了,大权独揽的《惊奇》主编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不可能刊登。他说得很对,后来坎贝尔正是以这个理由退稿。

没想到几个月后,弗雷德成为两家新杂志的编辑,而他竟然在1940年3月25日买下了《小机》,并将它刊登于1940年9月号的《超级科幻小说》,不过题目改成了《奇异的玩伴》。(弗雷德有个可怕的恶习,就是喜欢乱改别人的题目,而且几乎总是改得更糟。后来,这个故事在别处发表过许多次,一律使用我原来的题目。)

然而在那个时代,除非是将作品卖给坎贝尔,否则我无论如何都会感到遗憾。所以不久之后,我便试着创作另一个机器人短篇。不过,这回我先和坎贝尔讨论了自己的构想,以确定本篇完成之后,他退稿的唯一原因就是写得不够好。然后,我才正式动笔写出《理性》这个故事,大意是说一个机器人有了宗教信仰。

坎贝尔于1940年11月22日接受了这篇小说,并于次年四月刊登在他所主编的《惊奇》。这是我卖给他的第三个作品,但却是他第一次照单全收,没有要求我作任何修改。我因此感到十分得意,于是很快又写了我的第三个机器人短篇,主角是个拥有读心术的机器人,题目叫做《骗子!》。坎贝尔同样爽快地接受了,将它刊登于1941年5月号,换句话说,连续两期《惊奇》都有我的机器人小说。

但我并未打算就此停手,我心中有一系列的故事要写。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1940年12月23日,当我和坎贝尔讨论读心机器人这个构想的时候,两人不知不觉谈起了规范机器人行为的规则。在我看来,机器人应该是具有内设安全机制的工业产品,于是我们开始替这些安全机制设想白话的版本——这就是“机器人学三大法则”的前身。

后来,我在第四个机器人短篇《转圈圈》中,首次写出三大法则的确定内容,并在故事里直接引用。这个短篇发表于1942年3月号的《惊奇》,其中“机器人学三大法则”在该刊第一百页首次出现。我很重视这件事,因为据我所知,这也是“机器人学”这个名词在人类历史上首度亮相。

在1940年代结束之前,我又卖了四个机器人短篇给《惊奇》,分别是《抓兔子》、《逃避》(坎贝尔改成了《矛盾的逃避》,因为两年前他刊登了一篇同样叫做《逃避》的故事)、《证据》和《可避免的冲突》,分别发表于1944年2月号、1945年8月号、1946年9月号以及1950年6月号。

自1950年起,几家大型出版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双日公司)开始出版精装的科幻小说。1950年1月,双日公司出版了我自己的第一本书——长篇科幻小说《苍穹一粟》,与此同时,我已在埋首撰写自己的第二部长篇。

那阵子,我的经纪人刚好是弗列德・普尔,他自然而然想到,或许我的机器人故事也可以出一本书。虽然当时双日公司对短篇小说集没什么兴趣,但另一家非常小的格言出版社态度则不同。

于是,1950年6月8日,我将这个选集交给了格言出版社,暂订的书名是《心灵与钢铁》。结果,出版商摇了摇头。

“改为《我,机器人》吧。”他说。

“不行。”我说,“十年前,因多・班德的短篇小说就用过这个题目。”

“管他的!”出版商答道(不过这几个字是经过我删节之后的版本),结果,我怀着相当不安的心情,勉强被他说服了。《我,机器人》成为我的第二本书,在1950年的年尾问世。

这本书收录了我在《惊奇》所发表的八个机器人短篇,但次序经过了调整,好让前因后果更为合理。除此之外,我还把那篇《小机》也收在里面,因为虽然它被坎贝尔退稿,我仍旧很喜欢这个故事。

其实在1940年代,我另外还写过三个机器人短篇,它们或是遭到坎贝尔退稿,或是他根本没看过,但由于和其他故事构成的主线欠缺直接关联,我并未将它们收录于《我,机器人》。后来,在该书出版后的几十年间,我又写了好些机器人短篇,最后它们连同上述三篇,全部毫无遗漏地收录于另一个选集中——书名是《机器人短篇全集》,由双日公司于198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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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机器人》的出版并未造成什么轰动,但是年复一年,它的销售量即使不大,至少一直很稳定。而在五年之内,这本书又陆续推出军用平装本、平价精装本、英国版和德文版(这是我的书第一次译成外文)。到了1956年,“新美国文库”甚至也替它出了平装本。

唯一的问题是,格言出版社长期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从未提供一份清楚的销售报表给我,稿酬就更别提了。(我的“基地三部曲”也交给了格言出版社,所以遭到同样的命运。)

1961年,双日公司在获悉格言出版社的困境之后,赶紧设法接手《我,机器人》以及“基地三部曲”。从那时开始,这几本书的销售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我,机器人》自问世以来,始终未曾绝版过,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了。而在1981年,我甚至卖出了电影版权,可惜目前为止尚未开拍。此外据我所知,它被翻译成了十八种语言,包括俄文和希伯来文在内。

但我的故事好像讲得太快了。

再回到1952年吧,当时《我,机器人》尚未脱离苦海,只是格言出版社的丛书之一,而我根本不觉得有任何成就感。

当时,好些新的一流科幻杂志出现了,科幻文坛又来到“百家争鸣”的时期。例如1949年创刊的《奇幻与科幻杂志》,以及1950年的《银河科幻》都是代表。约翰・坎贝尔因而丧失了独霸的地位,1940年代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了。

在这种环境下,我开始为《银河》的主编侯瑞斯・高德(Horace Gold)供稿,而这也令我松了一口气。前后曾有八年的时间,我一律只投稿给坎贝尔,不禁觉得自己是他的专属作家,万一坎贝尔哪天出了意外,我也就完了。好在,和高德的密切合作解除了我这方面的焦虑。高德甚至连载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繁星若尘》,不过他将书名改成《太暴星》,我觉得很糟糕。

我新认识的编辑其实不只高德一人,例如我还把一个机器人短篇卖给了霍华德・布朗尼(Howard Browne),那阵子他正任职于想转型为高格调杂志的《惊异》。后来,这篇《保证满意》发表于该刊的1951年4月号。

不过,这件事只能算是例外。整体而言,当时我已不打算再写机器人的故事。《我,机器人》的出版似乎自然而然为我这方面的文学生涯画上了句点,而我也已经开始朝其他方向发展了。

然而,高德帮我连载完那部长篇之后,非常希望再接再厉,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刚完成的另一部长篇《星空暗流》已交由坎贝尔连载。

于是,1952年4月19日,高德找我讨论接下来能再为《银河》写一部什么样的长篇。他建议写个机器人的故事,我却坚决地摇了摇头。在此之前,我写的机器人都是短篇,而我根本不确定能否以机器人为题材,写出一部长篇小说。

“你当然没问题,”高德说,“要不要写一个人口过剩的世界,机器人逐渐取代了人力。”

“太灰色了。”我说,“我不觉得自己会想处理这么沉重的社会议题。”

“那就保持你的风格。你喜欢推理故事,就在里面安排一桩谋杀案,然后让一名侦探和一个机器人合作办案,如果侦探束手无策,机器人就会取而代之。”

这句话激起了火花。坎贝尔常常说,所谓的“科幻推理”本身就是个矛盾的名词,因为作者可以投机取巧,利用新科技替侦探解决疑难杂症,而读者也就上当了。

因此,我决心写一个不会欺骗读者的正统推理故事——但同时也要是标准的科幻小说。结果我写出了《钢穴》,随即在1953年10月号至12月号的《银河》分三期连载完毕。次年,双日公司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是为我的第十一本书。

毫无疑问,《钢穴》是我那时为止最成功的作品,不但比之前的每一本书都要畅销,就连读者的来函也变得更为亲切了,而(最佳的证明是)双日公司对我眉开眼笑的程度大大超过以往。过去,他们在签约之前,一律要求我提供大纲并试写几章,但从此以后,我只要表示想写一本新书,合约就会立刻送来。

事实上,由于《钢穴》太过成功,令我无可避免地想要写个续集。要不是当时我刚投入科普的创作,而且觉得其乐无穷,我想自己一定会马上动笔。由于这个缘故,我直到1955年10月,才真正开始撰写《裸阳》这个故事。

然而一旦开动,一切便很顺利。就许多方面而言,它和前一本书起着互相平衡的作用:《钢穴》的时空背景是未来的地球,那是个人类太多而机器人太少的世界;《裸阳》的故事则发生在索拉利,那个世界恰恰相反,人类太少而机器人太多。此外,虽然我的小说通常欠缺男欢女爱,这回我却刻意用轻描淡写的笔法,在《裸阳》中引进一段爱情故事。

我对这个续集极为满意,而且在我内心深处,甚至认为它比《钢穴》更精彩,问题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当时我和坎贝尔已经有些疏远,因为他开始涉猎一种称为“戴尼提”的伪科学,而且竟然对飞碟、心灵力学等等的怪力乱神越来越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受过他太多的恩惠,因而对于自己将重心转移到高德身上(我最近的两个作品都交给他连载)我感到相当内疚。好在高德从未参与《裸阳》的写作计划,它的归宿当然可以完全由我决定。

因此之故,我将这部小说投给了坎贝尔,他立刻接受了,分成三部分连载于《惊奇》的1956年10月号至12月号,而且照例没有更动我的书名。次年,也就是1957年,双日公司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成了我的第十二本书。

即使没有青出于蓝,《裸阳》的表现也绝对不输《钢穴》,于是双日公司立刻指出,我可不能到此为止。正如我的“基地三部曲”那样,我应该再写一本,凑成另一个三部曲。

我完全同意,而且心中很快就有了粗略的构想,甚至连书名都想好了,叫做《无限的边界》。

1958年7月,我们全家安排了一个长达三周的假期,住在麻州马什菲尔德的海滨度假小屋。我原本打算利用这个空当,把这本新书写出七八成来。故事预定发生在奥罗拉,其中的“人类/机器人比”相当合理,既不像《钢穴》那样前者远远超过后者,也不像《裸阳》那种刚好相反的情形。而且,我决定对其中的爱情部分更加着墨。

看来是万事俱备——结果还是出了问题。这么说吧,进入1950年代之后,我对“非小说文类”的写作越来越感兴趣,于是生平头一遭,写小说时竟擦不出火花。我勉强写了四章,就再也写不下去,最后只好放弃。我检讨了一下,认为那是由于我在内心深处,总是觉得自己无法处理男女之爱,也无法将人类和机器人的比例调整到旗鼓相当的地步。

其后的二十五个年头,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改变。但另一方面,《钢穴》和《裸阳》始终没有绝版,更没有消失。比方说,这两本书曾合并为《机器人小说》重新出版,也曾经和其他几个机器人短篇组成一大册的《机器人续集》。此外,还有好几种平装本陆续问世。

因此,在这二十五年间,读者都不难找到这两本书,而且(我假设)读得津津有味。于是有许多读者来信要求我再写一本续集,而在科幻大会之类的场合,他们更是当面质问我。久而久之,它成了我最难回避的一个要求(唯一能相提并论的,就是要求我写第四本基地小说的呼声)。

而每当被问到我是否有这个打算,我总是回答:“会的——总有一天——所以祈祷我长命百岁吧。”

虽然我也觉得应该写,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却越来越肯定自己处理不了这个主题,也就越来越含泪相信自己永远写不出第三本机器人小说。

然而,1983年3月某一天,我还是将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第三册交给了双日公司。这本书叫做《曙光中的机器人》,内容和1958年那个半途夭折的尝试毫无关系。1983年10月,它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艾萨克・阿西莫夫

于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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