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们走上一条通到河边的道路。路上一直到桥边为止，有一长列被遗弃的卡车和运货马车。一个人影也没有。河水高涨，桥的中部已炸断；桥上的石拱掉在河里，褐色的河水就在上边流过。我们沿着河岸走，找个可以渡河的地点。我知道前头有座铁路桥，我们也许可以打那儿过河。河边小径又湿又泥泞。我们看不到任何军队，只有遗弃下来的卡车和辎重。河岸上除了湿的枝条和泥泞的土地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到河岸边，终于看到了那座铁路桥。

“一座多么美丽的桥啊，”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长铁桥，横跨在一道通常干涸的河床上。

“我们赶快走过去吧，趁人家还没把它炸断，”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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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来炸断它啊，”皮安尼说。“他们都走光了。”

“桥上说不定埋有地雷，”博内罗说。“你先走，中尉。”

“你听这无政府主义者讲出这种话来，”艾莫说。“叫他自己先走过去。”

“还是我先走，”我说。“人家埋的地雷不会仅因为一个人而爆炸的。”

“你瞧，”皮安尼说。“这才叫有脑筋。你为什么没脑筋呢，无政府主义者？”

“我有脑筋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罗说。

“这话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

“有道理，”我说。我们现在贴近桥了。天上又堆满了乌云，下着小雨。那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上铁路的路堤。

“你们一个个分开来走，”我说，开始走过桥去。我细心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有没有什么拉发线或者埋有炸药的痕迹，但是看不见。从枕木的空隙间，我看见底下的河水又混浊又湍急。打前头，越过湿淋淋的乡野，我看得见在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回头观看。河上游还有一道桥。我正看着那桥时，有一部黄泥色的小汽车正在过桥。那座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就给遮住了。但是我还看得见司机的头，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人的头，还有车后座上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全戴着德军钢盔。随后车子下了桥，又给路上的树木和遗弃的车辆遮住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招招手，叫他们过来。我爬下去，蹲在铁路路堤边。艾莫跟着我下来。

“你看见那部车子吗？”我问。

“没有。我们只在看着你。”

“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在那边那道桥上开过。”

“军官座车？”

“是的。”

“圣母马利亚啊。”

其余的人都过来了，大家都蹲在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一边的桥、那一排树、明沟和那条路。

“照你看，我们是不是给切断了，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部德国军官座车从那条路上开过。”

“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中尉？你脑子里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吧？”

“别乱开玩笑，博内罗。”

“喝点酒吧？”皮安尼说。“我们要是真的给切断了，索性喝口酒吧。”他解下水壶来，打开塞子。

“看！看！”艾莫说，指着路上。我们看得见石桥顶上有德国兵的钢盔在晃动着。那些钢盔向前倾着，滑溜溜地向前移，简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纵着。他们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看见最前面那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的钢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脸庞的两边。他们的卡宾枪给扣在自行车车架上。手榴弹倒挂在每人的束身皮带上，弹柄朝下。他们的帽盔和灰色制服都给雨水打湿了，仍旧从容地骑着车子，张望着前头和两边。起先两人一排——接着四人一排，又是两人一排，接着差不多十二个人；接着又是十二个人——最后是单独一人。他们不讲话，反正就是讲话我们也听不见，因为河声喧闹。他们在路上消失了。

“圣母马利亚啊，”艾莫说。

“是德国兵，”皮安尼说。“不是奥国佬。”

“为什么这儿没人拦住他们？”我说。“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桥炸掉？这路堤上为什么不布置机关枪？”

“你倒来对我们说说看，中尉，”博内罗说。

我很光火。

“该死，这整个局面都荒唐可笑。下边那座小桥他们炸掉了。这儿大路上的桥却保留了下来。人都躲到哪儿去了？难道他们完全不想拦阻敌人吗？”

“你倒来对我们说说看，中尉，”博内罗说。我于是闭嘴不说了。这本不干我的事；我的职务只是把三部救护车送到波达诺涅。这个任务我没有完成。现在我只要人到达波达诺涅就算了。也许我连乌迪内都走不到。为什么走不到，真见鬼！要紧的是保持镇静，别给人家的枪打中，别给人家俘虏去。

“你不是打开了一个水壶吗？”我问皮安尼。他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酒。“我们还是动身吧，”我说。“不过也不必匆忙。大家想吃点东西吗？”

“这不是可以多呆的地方，”博内罗说。

“好。我们就走吧。”

“我们就靠这边走吧？免得给人家看见。”

“我们还是到上面去走吧。可能也有敌人从这座桥赶来。我们可别让他们居高临下，先看到我们。”

我们沿着铁路轨道走。我们两边伸展着湿漉漉的平原。平原的前头就是乌迪内的那座小山。山上有座城堡，城堡下才是人家的屋顶，一家家挨过去。我们望得见钟楼和钟塔。田野上有许多桑树。我看见前头有个地方，路轨给拆掉了。枕木也给挖掉，丢在路堤下。

“趴下！趴下！”艾莫说。我们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有一队自行车走过。我从堤顶偷望着他们走过。

“他们看见了我们，但是管自走他们的路，”艾莫说。

“如果在上边走就会给人家打死的，中尉，”博内罗说。

“他们要的不是我们，”我说。“他们另有目标。倘若他们突然撞上我们，那我们就更危险了。”

“我情愿在这人家看不见的地方走，”博内罗说。

“好吧。我们在轨道上走。”

“你看我们逃得出去吗？”艾莫问。

“当然啦。敌军还不很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溜过去。”

“那部军官座车是干什么的？”

“基督才知道，”我说。我们继续顺着铁轨走。博内罗在路堤的烂泥里走，后来走得腻了，也爬上来跟我们一起走。铁道朝南走，已与公路岔开，我们再也看不到公路上的情况。有一条运河，上边有条短桥给炸毁了，我们凭着桥墩的残留部分爬了过去。我们听见前头有枪声。

过了运河，我们又在车轨上走。铁道越过低洼的田野，一直入城。我们望得见前头另外有一条火车线。北面是那条我们看见开过自行车队的公路；南面是一条小支路，横贯田野，两边有密密的树木。我想还是抄近路朝南走，绕过城，再横过乡野朝坎波福米奥走，走上通塔利亚门托河的大路。我们走乌迪内城后的那些岔路小道，可以避开撤退的总队伍。我知道有许多小路横贯平原。于是我开始爬下路堤。

“来吧，”我说。我们要走那条支路，绕到城的南边去。这时大家都爬下了路堤。从支路那边嗖的有一枪向我们打来。子弹打进路堤的泥壁。

“退回去，”我喊道。我爬上路堤，脚在泥土里打滑。司机们在我的前头。我尽快爬上路堤。密密的矮树丛里又打出了两枪，艾莫正在跨过铁轨，身子一晃，绊了一下，脸孔朝地跌了下去。我们把他拖到另外一边路堤上，把他翻转身来。“他的头应当朝上面，”我说。皮安尼把他转过来。他躺在路堤边的泥地上，双脚朝下，断断续续地吐出鲜血。在雨中，我们三人蹲在他身边。他脖颈下部中了一枪，子弹往上穿，从他右眼下穿出来。我正设法堵住这两个窟窿时，他死了。皮安尼放下他的头，拿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也就由他去了。

“那帮狗崽子，”他说。

“他们不是德国兵，”我说。“那边不可能有德国兵。”

“意大利人，”皮安尼说。他把这个名词当作一种表性形容词。博内罗一声不响。他正坐在艾莫身旁，可是并不望着他。艾莫的军帽已滚到路堤下面去了，皮安尼现在把它捡来遮住艾莫的脸。他拿出他的水壶来。

“喝口酒吧？”皮安尼把水壶递给博内罗。

“不，”博内罗说。他转身对我说：“如果我们在铁轨上走，随时都有这个危险。”

“不，”我说。“人家开枪，是因为我们要穿过田野。”

博内罗摇摇头。“艾莫死了，”他说。“第二个轮到谁啊，中尉？我们现在往哪里走？”

“开枪的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德国人。”

“照我看，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会把我们都打死的，”博内罗说。

“现在意军对于我们的危险比德国人还要大，”我说。“殿后部队对什么东西都害怕。德国部队自有其目的，不会多管我们。”

“你说得头头是道，中尉，”博内罗说。

“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呢？”皮安尼问。

“最好找个地方躲一躲，挨到天黑再说。只要我们走得到南边就没事了。”

“他们为要证明第一次并没有打错，我们再过去准会给他们都打死，”博内罗说。“我才不干哩。”

“我们找个最贴近乌迪内的地方躲一躲，等天黑再摸过去。”

“那么就走吧，”博内罗说。我们从路堤的北边下去。我回头一望。艾莫躺在泥土里，跟路堤成一个角度。他人相当小，两条胳臂贴在身边，裹着绑腿布的双腿和泥污的靴子连在一起，军帽掩盖在脸上。他的样子真像尸首了。天在下雨。在我所认识的人们中，我算是喜欢他的了。他的证件在我口袋里，我准备写信通知他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