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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 · 5

黄仁宇2017年04月28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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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场甘霖有如千军万马,突然降临到人间。最初是雨中带雹,旋即转为骤雨,稍停以后又是一阵骤雨,雨势一直延续到第二天。这场雨发生在阳历6月12日,距离皇帝徒步天坛求雨已将近一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议这不是圣心感动上苍的结果。皇帝自己也当仁不让,兴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谢上苍的恩典。首席大学士也为他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时候,万历皇帝可以在精神上引以为自·慰和自满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了。

申时行理解万历的感情,同情他的处境,但是他和其他文臣一样,仍认定皇帝的职分应当在宫殿之内,除了行礼如仪之外,他不应当置身于其他事情之中,以生轻妄的观感。比如说万历想亲自操练兵马,申时行就会和其他文官合作,竭力阻止。朱翊钧是否有军事天才?这一问题没有历史家能够解答,我们所知道的,则是他即使有任何创造的能力,也因为他身着龙袍,贵为天子,而无法施展表现。而在阻止他发挥个性的群臣中,首席大学士申时行的力量虽不显著,却极为重要。

文官们阻止万历亲自操练兵马,他们自认有历史上的先例,因为本朝除了开基创业的祖宗以外,御驾亲征的事例极少。最近一百年内仅仅有一个正德皇帝做过这样的事情,而正德的行动,又被公认为离开了传统的轨道。为人君者,就应该安居垂裳,所以不仅练兵要遭到反对,就是外出旅行也应该在限制之列。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一生,仅在1539年一度回到湖广承天府巡视过他的出生之地,此后的27年中就没有离开北京一步。父皇隆庆在位5年余,仅仅到京郊谒陵一次,而且为时只有4日。而万历在1583年春天到1585年夏天却已谒陵4次,这毫无疑问是过于频繁了。

尤其使群臣为之不安的是,谒陵这个庄严的典礼竟成了皇帝督视内操的借口。谒陵的随从武装是御林军。这支军队当年经过张居正的同意而在1581年建立,驻在京城东北角,受御马监太监的节制。近年来,这支部队的兵员倍增,训练加紧,每天黎明以前,马队在街上的铁蹄声每每把居民的好梦惊醒。1584年夏天,一个溽暑蒸人的日子,皇帝亲自在皇城内观看御林军的射箭比赛,比赛延续到傍晚才宣告结束。好几个宦官因为受不了酷日的煎炙而晕倒,而皇帝却依旧神清体健。文官们对皇帝过人的精力毫不欣慰,反而接二连三地送上奏本,指责内操的不当。劝说无效,他们就对申时行施加压力,希望首辅运用他的影响使这种操练停止。昆仑小说

从法制上讲,廷臣所提出的诤谏是否具有成宪的根据则很难概说。本朝从没有宣布过皇帝不能亲率禁军。永乐皇帝所用过的长矛一直供奉在午门楼上,就是皇帝带兵的实证。正德皇帝的行动虽然大干物议,然而他始终没有向舆论低头。而且以前皇帝的御林军都属于宦官管辖,就此一点,今上的措施也就无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们只能举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战危,皇上舞剑弄枪有损承平气象等等,其所用辞语显然不能中肯。

然而文官们的意见又岂能完全忽视?他们是本朝政府的支柱。全部文臣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现今的统治方式,当然讨厌皇帝亲率禁军,造成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只因为他们又个个都是忠臣,不便站在对等的地位去和皇帝谈判,更不能借势要挟。然则这些不便不能之处却没有使他们放弃初衷,即作诤谏时,他们胸中有数,意志坚决,目的不达,决不甘休。

老成练达的申时行善于洞察事情的阴和阳。他知道,道德不过是借口,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真相既明,他就采取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不事张扬,悄悄地和宦官们谈判。他后来写下的文章,阐述了此中奥妙。申阁老此时质问御马监的诸宦官:几千个官兵带着武器在皇帝身旁,谁能保证他们中间没有人参与做坏事的阴谋?万一有变,其他警卫人员救护不及,谁负得起这样重大的责任?诸位身为将领,又岂能置身事外?首辅还可能在此时提出江彬的先例,用本朝的历史,引证凡是和文官集团公开作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到善终。即使是皇帝最亲信的人,迟早也会被大众清算。这一番危言耸听的游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用申时行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诸珰竦然”。

带兵的宦官既已为申时行的言辞所震慑,他们不再愿意参与内操,转而劝说皇帝放弃亲率禁军。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为效极显;而且皇帝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他知道如果坚执己意,他和臣下的冲突势必与他叔祖正德一朝的情况相类似。他既不愿意走此极端,迟早就得让步,所以从这时起他就对禁军逐渐不加过问。1585年之后,御马监勇士相次为人遗忘,禁军这一组织也就逐渐于无形中瓦解。

申时行以办理外交的方式来主持内政,御林军事件的顺利结束,更证明了这种方式确实卓有成效。他欣赏自己“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一处世和执政的原则,对待皇帝的办法则是“显谏者不若潜移为妙”。因为这种办法既对皇帝的权威无损,而臣下的目的又可以达到,这比之于臣下在奏章上奚落昏庸的皇帝,而皇帝用荆条痛打犯上的群臣总要高明得多。申时行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他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为”的办法,对付所有的纠缠,因之他的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了。

自从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皇帝离开京城不到百十里竟然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当日国家组织的特别现象。万历于1583年至1585年之间的四次谒陵,其真正的目的是在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然则既要经过祖墓的附近,谒祭即不可免。既为谒陵,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之每次出发以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御驾每次出动,京城立刻戒严,每一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他的任务是把铺盖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谒陵队伍声势十分浩荡显赫,其中有陪同皇帝的两位皇太后和皇后皇妃,加上随从的宦官宫女、文官武将、大汉将军、御马监勇士、京军等等,人数多达几千。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属住在佛寺里,对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休息住宿,这一切要先期准备周详,不能少有差错。

在这几十里的道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以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皇帝对他们慰勉有加,并宣布他所经过的地区免税一年,以酬答当地居民对他这一行所作的供奉。

这样的队伍和排场,两年半之内要组织四次,廷臣就感到是过于频繁了。于是,使皇帝扫兴的事情就纷至沓来。北方边镇驰报蒙古部落颇有蠢动的征象,叩请御驾谨慎小心;礼部的官员据此坚请皇帝缩短出行的时日。有一次,皇帝的侍卫旁边发生逸马狂奔的非常事件,又有一次有若干文官误入禁地,这些都由御史据实奏报御前,以期引起应有的警惕。经过这些周折,本来应该是很愉快的小事游憩已全无乐趣之可言。1589年万历曾经表示还想出巡一次,监察官听到以后立刻上书诤谏。他们说,皇上已经感到自己火气过旺,必须放弃早朝以事休养,那么就更不应该出城游玩而使火气增加。皇帝读完这些奏章,从此就没有再提出巡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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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 条评论

  1. 匿名说道:

    廷臣希望皇帝永远待在紫禁城,只是希望将皇帝纳入他们想象中的安全范围。即使这种范围只是心灵上的!
    宗教礼仪,当真可怕!

  2. 匿名说道:

    道德不过是借口,问题的症结是廷臣的安全感。忠君爱民也差不多,不过为了权势利益口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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