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幸的医生亚历山大·马奈特，生于博韦，后迁居巴黎，在巴士底狱我囚居的凄惨牢房中写这份令人悲伤的文稿，时值一七六七年最后的月份。我是在重重困难之中偷空写的。我计划把它藏在烟囱的内壁里，我已在那儿经过千辛万苦慢慢地挖了一个可以藏它的地方。在我和我的悲愁都灰飞烟灭之时，某只富于同情的手可能会在那儿找到它。

“这些字句是用一只锈铁尖蘸着烟囱里刮下来的烟灰炭末和着鲜血，在我被捕入狱第十个年头的最后一个月份艰苦写成的。我心中已经完全绝望。我从我自己身上注意到的一些可怕征兆得知，我的理智能够保持完好无损，再也不会有多久了，但是我庄严声明，我此时神志正常——我的记忆精确，详尽无遗——而且我写的全是实情，我在末日审判席上也将为我最后写下的这些话承担责任，不管是否会有人看到。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的第三周（我想是这个月的二十二日），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我正沿着塞纳河僻静的码头一带散步，想借助寒冷的空气提提精神，那里距我在医药学校那条街上的住处有一小时的路程。这时候，一辆马车很快从我后面赶上来。我站在一边想让它过去，否则恐怕它会把我撞倒，这时一个人从车窗探出头来，然后有个声音喊车夫停车。

“车夫好不容易勒住马，车停下了，然后就听到刚才那个声音喊着我的名字叫我。我答应了。这时那辆马车已经赶过我很远，所以等我走到马车跟前的时候，那两位先生早已打开车门，走下车来。我看到他们俩都裹着大氅，那样子像是想把自己遮掩起来。他们俩并肩站在车门附近，我还看出，他们俩看上去都和我自己的年纪不相上下，或者还要年轻些，而且他们的高矮胖瘦、举止神情、声音乃至我可能看到的面貌，都一模一样。

“‘你是马奈特大夫吗？’一个说。

“‘我是。’

“‘马奈特大夫，从前住在博韦的，’另一个说，‘年轻的内科医生，原来是一个外科专家，最近一两年来在巴黎越来越出名了，是吧？’

“‘二位先生，’我回答，‘我就是承蒙二位过奖的马奈特大夫。’

“‘我们到你的寓所去过了，’那头一个说，‘不巧没有在那儿找到你，得知你很可能往这个方向散步来了，我们就跟了来，希望能追上你。请你上马车，好吗？’

“两个人的态度都很专断，而且他们俩一边说着，一边就都走过来，这样就把我夹在了他们两人和车门之间。他们带着武器，我没有。

“‘二位先生，’我说，‘原谅我；不过我通常总是要问清楚，是谁赏光请我帮忙，唤我前去诊视的是什么样的病情。’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刚才第二个说话的人。‘大夫，请你看病的是有身份地位的人。至于病情，我们对你的医术信得过，相信你自己的诊断会比我们所能形容的更好，得了，你上马车好吗？’

“我无可奈何，只好照办，于是什么也没说就上了马车。他们俩都跟着我上了车——最后一个是收起踏板以后跳上来的。马车掉过头，又照原先的速度飞奔起来。

“我完全是按照当时的对答重写下这段对话的。我确信每字每句都完全一样。我所描述的件件事情都同实际发生的情况一样，我努力约束自己的思想，决不从我所做的叙述上走神，胡编乱造。后边凡是我做了中断符号的地方，就表明我暂时搁笔，并把我的文稿放入隐蔽的地方。

“马车把一条条街甩在后面，出了北面的关卡，来到乡间大道上。出了关卡有三分之二里格的地方——那时我没有算距离，是后来我走过那里的时候估算的——马车窜出林荫大道，很快就在一所孤零零的宅院前停住了。我们三个都下了车，沿着庭院里一条潮湿柔软的人行小路朝门口走去，庭院里有一座无人照看的喷泉，水都漫出来了。铃响过后，门并没有立即应声打开，随后我那两个带路人当中有一个就用他那厚重的骑马手套劈头盖脑地揍那个开门的人。

“这种举动并未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见过，普通百姓挨揍比狗挨揍还更普通。但是，两人中的那另外一个，也同样怒气冲冲，也用同样的态度抡起胳臂打那个人；当时这一对兄弟的神情举止都那么分毫不差，所以我那时就开始觉察到，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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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在外边大门口一下车（大门上了锁，这对兄弟当中的一个把锁打开，让我们进去，然后又锁上了），我就听到从楼上一间内室里不时传来喊声。我给径直带向这间内室。随着我们一级级上楼，那喊声越来越响，后来我看见一个因脑炎发高烧的病人躺在床上。

“病人是个绝色女子，年纪很轻；肯定才二十刚出头。她披头散发，两只胳臂用许多饰带和手帕绑在身体两侧。我注意到，这些绑人的带子都是一位上等先生身上的饰物。其中有一条是一种作出席盛典用的带穗的领巾，我能看到那上边有个表示贵族身份的徽记和一个字母‘E’(1)。

(1) “E”为埃弗瑞蒙德这一家族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我一开始仔细观察病人，就看见了这个，因为她不安地挣扎的时候，脸朝下扭到床边上，把领巾的一头拉到嘴里，有窒息的危险。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伸出手去使她喘过气来；并把这领巾挪到一边，那绣在角上的字样，我就看见了。

“我轻轻把她翻过来，双手放在她胸前，使她镇静下来，躺着不动，并注意看她的脸。她两眼圆睁，眼神狂乱。她还不断发出刺耳的尖叫，并重复着这句话：‘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啊！’然后就从一数到十二，并且说，‘嘘！’只有一小会工夫，她像是停下来静听，然后那刺耳的尖叫又开始了，她就又重复着那句话：‘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啊！’然后就从一数到十二，并且说，‘嘘！’次序和方式毫不变化。她发出这些声音，除了那有规律的短暂停歇，永无休止。

“‘这样有多长时间了？’我问。

“我把这两兄弟叫做老大、老二，以示区别；我把那个最有权威的定为老大。答话的是老大，‘大约从昨晚这个钟头开始。’

“‘她有丈夫、父亲、弟弟吗？’

“‘有个弟弟。’

“‘我不是在和她弟弟讲话吧？’

“他带着满脸鄙夷的神气回答：‘不是。’

“那个老二不耐烦地插嘴道：‘和十二点钟吧？’

“‘二位先生请看，’我说，手还一直放在她胸口上，‘你们这样把我接来，我有什么用！如果我事先知道我要诊视的是什么病，我就会作好准备来了。像现在这样，时间就得浪费了。在这么个偏僻地方，没法弄到药。’

“老大朝老二看了看，老二傲慢地说，‘这儿有一箱药，’说着就从壁橱里把它拿了出来，放在桌子上。

“我打开一些瓶子，闻了闻它们的气味，把瓶塞放在嘴上尝了尝。如果我不是想用麻醉药，虽然它们本身有毒，而是别的什么药，这些药里面的任何一种我都不会尝。

“‘你信不过这些药吗？’老二问。

“‘你看，先生，我就要用它们了。’我回答后，再没说什么。

“我费了很大周折，作了种种努力，才让病人吞服了我要给她的剂量。因为我想过一会儿再给她吃一次，而且还需要看看吃药的效果，我于是就坐下来守在床边。那儿有一个畏畏缩缩、蹑手蹑脚的妇人（是楼下那个人的妻子）服侍着，她原先缩在一个墙角里。这房子潮湿破烂，家具都是七拼八凑的，很显然是最近才有人住，而且是暂时用用，窗前钉了一些厚厚的旧帷幔，想挡住那尖声叫喊，这种声音仍然按有规律的顺序发出来，还伴随着那喊声：‘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啊！’那从一到十二的计数，还有那‘嘘！’她疯狂喊叫得那么厉害，所以我没有给那两只胳臂松绑；不过一直留心着，注意不要使她难受。这一病情给人唯一的一线希望是，我把一只手放在这个痛苦的病人胸上时，能给她起很大的缓解作用，每次都会使这个人镇静一会儿。但对那叫喊无效；什么钟摆也不会比它们更有规律。

“我的手既然有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如此），所以我就在床边坐了半个小时，那两兄弟一直在旁看着，后来那老大说：

“‘还有另一个病人。’

“我愣了一下，问道：‘是急症吗？’

“‘你最好看看去，’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接着拿起一盏灯。

“那另一个病人躺在第二截楼梯那边的一间后屋里，它是那种马厩阁楼之类的屋子。其中一部分有个粉刷过的低低的顶棚，其余都敞开着，直通铺瓦的屋脊，还架着一些横梁。干草和麦秸贮存在这部分地方，还有烧火用的柴捆和一堆埋在沙子里的苹果。我走过这一部分，来到另一部分。我的记忆详尽清晰，有条不紊。我在巴士底狱中我这间牢房里囚禁了将近十年，现在回想起这些细节来，仍然历历在目，像我那夜所见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