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正在传播，由此及彼，往复于空中。飞去，飞来，又飞去，好像在练习抛接球，就算用上计谋，也常常会落败；既想传达心意，又时常裹挟着谎言。

“说是刑警，还以为会是很可怕的人呢。其实一点也不可怕。”

“听说是个女的，对吧？”

“嗯，还很年轻。不过比森林林大一些，大概三十出头了吧。”

“真理子，她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呃……”

“说是原则上自愿参加，可只有我们班必须全体参加，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班不就是柏木的班级吗？就因为这个吧。有什么办法呢？凉子，你想得太多了吧？”

“是吗……有没有问一些讨厌的问题呢？”

“讨厌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

“譬如说，跟柏木关系好不好之类的。”

“啊，那是凉子你觉得讨厌的问题嘛。”

“才不是呢。”

“怎么有气无力的？感冒了吗？”

“也许吧。”

“最近流感爆发呢。快别打电话了，量一下体温吧。挂了，保重。”

挂了电话，藤野凉子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两眼怔怔地望着电话听筒。我们班就是柏木的班级，所以要全体接受问询调查，没办法。仓田真理子说得没错，估计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都能接受。可我知道，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学校举办面谈活动，是为了找出写举报信的人。爸爸说得很清楚。其实，这还是爸爸向校长提的建议。“所以你权当什么都不知道就行。”“明白，爸爸。我听话着呢。”

凉子也觉得那个写举报信的人多半是自己班里的同学，可有必要费这么大的心思将“他”找出来吗？柏木是自杀的，这一点并无疑问。那么事到如今，再冒出有人将他从屋顶上推下去的证言，又有什么可信度呢？这就像玩猜拳，看到别人出剪刀，自己才出拳。那封举报信应该另有目的，不管是谁写的，肯定是想捅出乱子来，引起别人的注意。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

别为此把学校搅成一锅粥，别多管闲事了。这是凉子的心愿，可她未曾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仍在对“为何要寄举报信给自己”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

电话打来时，野田健一正在一个人吃晚饭。晚饭是在附近的外卖便当屋买的鲑鱼套餐，二百五十日元一份。

一个初中男生独自一人对着打开的电视机，靠现成的便当和速溶味噌汤应付晚饭，这在别人眼里或许很凄凉，而对健一而言，反倒一身轻松。

从前天起，母亲住进了当地的医院。这次是因为腰痛。她说自己疼得站不起身，医生怀疑她得了椎间盘突出症，决定让她住院检查。

父亲总是上夜班，健一只在出门上学时才能见到他，并向他索要餐费。从父亲的表情来看，母亲入院后，他反倒放了心。父子两人，嘴上总是沉默着，心里的想法倒是一样的。

自从提出要去北轻井泽开客栈，健一就一直提防着父亲。他就像个多疑的刑警，时刻关注着父亲的一举一动。如果不小心提防，父亲说不定真会下定决心：健一，关于上次说起的开客栈的事情，爸爸还是觉得应该放手一搏。放春假时，我们就搬过去吧。

关于这件事，父亲曾和健一商量，听取意见。健一表示过强烈反对。或许对父亲而言，健一的反对意见只需用一句“还是觉得”就能挡过去吧。

每个人在青春期都必须过一道难关，那就是对父母的不信任。爸爸的生存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对工作牢骚满腹又死抱着公司不放？妈妈总是说爸爸的坏话，可为什么不跟他离婚？你们这对夫妻，真的是彼此相爱才结婚的吗？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人到底应该怎样生活？

而健一对父母的极度不信任，已经渗透进实际生活中，如果放任不管，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真想一个人待着。独自一人默默吃饭的健一，心里这么想。

真想一个人生活下去。

如果能自己养活自己，该有多好啊。如果能不受任何人摆布，由自己来决定怎么生活，该有多好啊。

离家出走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健一立刻像做错了数学题一般，抹去了这个“解”。他十分清楚，由“渴望自由”推导出的这个“解”，是与跟着父母去北轻井泽一样的毁灭性错误。

健一可不是没有头脑的孩子。一个初二学生离家出走后会怎么样？外面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等着自己？短暂的轻松自在无疑是以今后漫长人生的毁灭为代价的。简直傻到极点。

尽管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可当他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向坂行夫的声音时，依然条件反射地问：“喂，你有没有想过离家出走啊？”

行夫似乎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地愣了一会儿，笑了起来。“说什么呢？冷不防地。”

“嗯，正好想到。”

“跟老爸吵架了吧？对了，你妈身体怎样了？”

行夫知道健一的母亲住院了。

“在接受检查。精神着呢。”

“好好的怎么会住院呢？小健，你没事吧？”

“有事”的是我们家爸妈。健一内心嘟囔道。

“你要是想离家出走，就来我家好了。”行夫兴奋地说，“住到我家来就行。我们可以一起去上学。你来了，小昌也会很高兴的。”

这就是父亲提出要去北轻井泽时，健一想到的方案。现在，同样内容的提议从行夫嘴里说了出来。

健一感到一种久违的喜悦。想不到友情竟能如此令人温暖，我竟然忘了个精光。

“那怎么行呢？”健一微笑着说，“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没事儿，我们家才不在乎呢。我老爸老妈也说过，野田的妈妈住院了，一个人在家很无聊，让他睡我们家好了，顺便还能辅导小昌的功课。”行夫很高兴地说着。

健一很想继续这个话题，谈点具体的安排。但这毕竟只是他的心愿，他心里很清楚，父母绝对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母亲甚至不想让他和行夫走得太近。她一定会当面斥责：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成绩一塌糊涂，你就没有更像样的朋友了吗？开什么玩笑？凭什么你要去受他的照顾呢？

父亲则会这么说：一个好端端家庭的孩子，怎么能无缘无故地去麻烦别人家呢？

什么叫“无缘无故”？明明有缘故。我们家本就不是什么“好端端的家庭”。若健一如此反驳，父亲会气得翻白眼，大声怒吼：你胡说什么！

啊，烦死人了！为了从父母身边溜走，才会胡思乱想。可每每想到一个办法，又总要考虑父母会不会答应。

不能让父母的期待落空。因此要尽量不让他们有所期待。这一直是自己的行事原则。我不想和父母发生冲突，所以什么也做不了。我真没用。

真想一个人待着。突然，这股渴望化作一阵哽咽涌了上来，健一紧紧地握住听筒。

“什么事？”

“啊？”

“打电话来？”健一调整好气息，不让行夫听出嗓音的变化。“没什么事。今天你不是被叫去问话了吗？”

“被叫去？叫到哪里去？”

“哎？不就是那个嘛。柏木的那个，面谈嘛。”

“我以为什么呢，就为这个？”

上星期一，森内老师突然说，关于柏木的事件，校方要组织单独面谈。

“对象是二年级全体同学。想不想参与，原则上是自由的，但我们班要全部参加。柏木毕竟是我们班的同学，大家或许还有一些无法排解的心理障碍，希望大家一吐为快。”

当时教室里炸开了锅。有人说，事情已经过去了，还谈什么？不过这么一来大家心里都有了底，好像早就等着这一情况了。

“与大家面谈的并不是任课老师。如果是我们这些老师，大家难免会有些难以启齿的地方。这次会由心理辅导老师、保健老师尾崎和城东警察署少年课的刑警来倾听大家的诉说。如果你们的父母也想参加面谈，可以一起来。”

听说有警察参加，同学中立刻发出一阵与刚才不太相同的喧闹。为什么会有警察参加呢？马上有人提问了。森内老师笑着答道：“大家别怕。警察只会在场旁听。城东警察署少年课正在考虑，今后如何防止类似的惨剧再度重演。他们想听听初中生的真实意见。所以，如果你们对学校有意见，不妨直说，明白吗？”

课堂里爆发出一片笑声。森内加了一句：“如果对我有意见，也可以借机稍稍控诉一下。”于是大家笑得更欢了。健一心想：其实你心里根本不是这样想的吧？

准备工作似乎非常费事，直到这个星期一面谈才正式开始。面谈的顺序按学号，女生从前往后，男生从后往前。因此野田健一排在了向坂行夫前面。

“小健，他们都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啊？”

“呃，什么问题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心理辅导老师是个和健一的父亲差不多年纪的男子，规矩地穿着西装。健一原本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为心理医生应该身穿白大褂，因此见到西装笔挺的心理辅导老师时，他还吃了一惊。面谈开始时，那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个临床心理医生。一旁那位城东警察署的刑警，出事那天见到过。短而整齐的头发，浓浓的眉毛，给健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导面谈进程的是尾崎老师。她说，谈话的目的在于了解大家的心理健康状态。看到尾崎老师一如既往地和蔼可亲，健一率先说出的竟是——妈妈又住院了。毕竟这才是他最想向他人倾吐的：老师，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想从父母身边离开，一个人生活。老师，我这样想，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着初次见面的心理辅导老师和女刑警的面，他没好意思说出口。

晚上睡得好吗？会隐约感到不安吗？独处的时候会害怕吗？柏木去世后，想起过他吗？早晨起来觉得头痛吗？肚子痛不痛？有没有过不想上学的想法呢？

健一觉得，在面谈的过程中，他们对自己的观察，似乎要比对其他同学更细致。这当然是因为健一是柏木卓也尸体的第一发现人。说来，他确实被问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关于柏木的事，有谁跟你说过些什么，或者给你打过电话、写过信吗？」

用意不明。反问他们“什么意思”，他们又说“没什么”。

「因为此事见了报，你又是第一发现人，就想问一问，有没有人来采访过你？」

健一回答说“没有”。心理辅导老师记了笔记，尾崎老师笑眯眯的，女警官则点了点头。

「我觉得柏木死得很可怜。但也仅此而已。」

听了健一这句话，这次是三人一起点了点头。

事实上，健一几乎把柏木卓也的事件忘记了。当然，柏木的身体冻得硬邦邦的触感，雪花沾在他张开的眼睛上的情景，并没有从健一的记忆中消失。那毕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具尸体呈现自己眼前。

或许正因如此，健一没心思多考虑柏木卓也的事。他死了，已经安然长眠于地下。继续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健一无法专注于他。对不起了。

“气氛并不紧张。健一对着话筒说，“尾崎老师也在场，还给我倒茶喝。”

“哦……”

“用不着太当一回事，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烦心的事的话。”

“成绩一塌糊涂，这不能跟他们说吧？”

“有什么不能的？顺便说说森内老师偏心眼也行。”

“你说了吗？”

“我怎么会说呢？”

“你太坏了。我也不说。”

就算是单独面谈，可谁会真的说出心里话来呢？

我只把学校当成学习如何处世的场所，在此掂量自己的能耐，仅此而已。老师们用他们的尺子衡量我们，要求我们符合他们的标准。倘若真的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又会被当作失败者对待。老师们只想挑选极少数人进入成功者的行列。

这种话，谁会真的说出来呢？

而且与这些相比，我还有更实际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怎样才能从他们身边逃走？又有谁会告诉我答案呢？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一直很用功。可这份努力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会如此不合情理？老师，请你告诉我。警官也好，心理医生也好，请你们告诉我，我要怎样做，才能获得自由？

打发完尽聊些废话的行夫，健一挂断了电话。电话听筒半冷不热的手感，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晚餐的盒饭还剩一半，已经凉了。电视机开着，新闻结束了，开始播放综艺节目。轻薄浮夸，低级庸俗，但电视里那些人似乎都很开心，一个劲地笑个不停，仿佛在告诉健一：除了你所在的这个家，别的地方都充满欢乐，幸福美满。

柏木卓也用死亡的方式逃离了这个世界。

从走投无路的现实生活中，逃之夭夭。

一个在面谈时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念头，像一个紧紧的拥抱，一下子揪住了健一的心。

死亡的拥抱。死神似乎就站在他身后，张开两条有力的手臂。

我才不想死呢。离我被那两条手臂抱住还早着呢。我有自己的人生。一定有，一定有。在我获得自由，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前，只有隐忍等待。

别的出路，应该会有。

为了能让我一个人待着。

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就行了。

健一觉得自己仿佛在看厌了的风景中发现了新的建筑物。

这时，家里不知哪儿的一只钟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