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裳妈妈瞪了他一眼，女儿在，不许毒害青少年。

“我打算在关键时刻抓住它俩，一手把公猫扔到三单元，一手把母猫扔到五单元。我也是为了咱们女儿的身心健康。”我回想起来，有一阵子，在楼道里遇见朱裳爸爸，他脸上、手上一道道长长的抓痕，还上了紫药水，我当时还误以为是他有外遇被朱裳妈妈发现，痛施辣手，暗自兴奋了好一阵。

可能是春天快到了，念书的时候，我隐隐地感到心浮气躁，眼睛没看到闪电，耳朵里仿佛已经能听见天边的雷声。

张国栋和桑保疆整天骂天骂地，“为什么他妈的还不停电？为什么供电局对咱们学校这么好？是不是又收供电局的后门生了？为什么他们的课本总念个没够呀？”张国栋觉得，“文革”是一种节日。人可以活在天地间，可以打架，可以泡妞，可以像个好汉，名正言顺。

男孩从打架中能学到不少东西：忍让，机智，必要的时候诉诸暴力。仿佛四十万年以前，北京人还住周口店的时候，打架能让你获得猎物，泡妞能让你的姓氏繁衍。现在的混混只能学学港台的小歌星，穿得光鲜亮丽，将来不会有大出息。

桑保疆从我那儿得到的《花花公子》的出租率越来越高，印刷美女们原本光滑的皮肤已被摩挲得毛了许多，手指触摸纸面，有多少人能想像出肉的感觉？我觉得真有点过。

“有什么的？他们不看画，憋不住就要看真人。神农尝百草才能百毒不侵。小和尚下山，想要的还是姑娘。而且也不会出事，我出租不是正当行当，他们看也不是正经事，他们不会告。他们不告，上边就不会知道，不知道就不会有事。”桑保疆说。

星期四，终于，停电了。

原本被日光灯照得白灿灿的四层教学楼突然一片黑暗，稍一停顿，我们缓过神来，便是一片欢呼：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念书了！

开始体会情感的小男孩小女孩们抢占校园里著名的阴暗角落，练习亲吻技巧。懒惰的人聚集在宿舍里，一人一包“日本豆”，躺在床上讨论最近流传的凶杀色情、男盗女娼。“日本豆”就是花生仁裹上面粉，密云产的，据说远销日本，所以叫“日本豆”。张国栋说，因为日本人长得都跟花生豆似的，所以叫“日本豆”。

我、张国栋、刘京伟、桑保疆几个人摸黑胡乱地把课本塞进课桌，然后以百米跑的速度冲出校园，步子直到教学楼从视野里消失后才慢下来。

“再来电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人性是多么堕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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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多么喜欢堕落呀！”

“去‘工人俱乐部’还是‘紫光’？”

“都行。”

“先看一场港台枪战片，再看一场荤素都有的录像。”桑保疆右嘴角有一颗黑痣，黑痣上有两三根毛，他大笑或是兴奋的时候黑痣就会颤，黑痣上的毛就会跟着抖。其中最长的一根的末梢会画圆圈。

“回头再买五十串羊肉串，多放孜然，多放辣椒，一人一瓶啤酒，一边吃喝一边回学校。”

“啊，生活！”

“太资产阶级情调了，小资！”

“那咱们吃‘京东肉饼’去。朝阳门外原来是拉洋车的聚居地，劳动人民停电都吃肉饼，还喝紫米粥。”

“吃饱了回来，躺在床上，再摸着自己做个春梦……”

“啊，人生！”

“桑保疆，你不是不舍得花钱吗？上次一起逛东四中国书店，那么一厚本俄汉词典，才一块五，你别扭半天，不还是放回去了吗？”张国栋问。

“看电影，我乐意花。”

“也对。不是好来的钱，不能好去。”

“你什么意思？”

“别吵。电影散场，再看一场录像，回来是不是太晚了？大门都锁了。”

“跳墙嘛。多刺激！彻头彻尾的堕落。”

小七点钟了，下班的差不多都回到家里，街上的车不多了。卖报纸的，单车支在旁边，竭力向晚下班的人兜售还剩在手里的几份《北京晚报》。除了朝阳医院门口几处卖水果的还是汽灯贼亮，引诱着探视病人的人，煎饼摊、杂货摊也开始收了。我们并肩走在大街上，我看见，路灯映照着张国栋、刘京伟、桑保疆的脸，他们脸上的粉刺大红大紫，灿若春花。侧头，天上是很好的月亮，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冷冷地瞧着。我们什么都不多想地朝前走，前面是不再刺骨的风。将来是什么都会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武侠小说上说，鲜衣怒马，年少多金。我们兜里各有三五块钱，年轻真好。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姑娘。我们手拉着手，像南北朝时的同性恋一样，在大街上走。

我们是长在这方圆十几里上的植物，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可以生长，可以枯萎，可以抱怨，可以喊叫，可以消失，但是不能离开。

后来，张国栋的DV得奖之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欧洲，在几个古老的大学讲授中国现代电影，无论课程长短，张国栋的结论都是：中国现代电影，没有比张国栋更牛逼的了，如果你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了解中国现代电影，看张国栋的作品就够了。张国栋没呆多久就回来了，理由和几十年前毕加索的一样：艺术只有在东方，在中国和日本。张国栋在学校兼教职，他写信告诉我，原来姑娘也像庄稼和瓜果梨桃一样，每年都有新的一拨儿，新的一拨儿不见得比老的一拨儿难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