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头看着朱裳，我开始讲：“从前有个小村子，小村子里有一户很本分的人家，这人家娶了一房媳妇，媳妇很漂亮，生活很美满。后来这个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大家更是欢喜非常。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孩子不会讲话。郎中讲，孩子决不是哑巴，但无论用什么办法，就是不能让这孩子开口。一天过了又是一天，大家也习以为常了，好在孩子又壮实又聪明，日子又渐渐美满起来。”

“后来呢？”

“后来突然有一天，孩子开口说话了，他叫：‘姥姥’。发音清楚，声音洪亮。两天以后，姥姥死了。过了三个月，孩子又开口叫人了：‘妈妈’。发音清楚，声音洪亮。两天以后，妈妈也死了。又过了三个月，孩子第三次开口叫人了：‘爸爸’。发音清楚，声音洪亮。他的爸爸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就到村头的小酒馆买了一壶最贵的酒，两个酱得最好的猪蹄，酒足肉饱之后，穿上自己私藏的真丝红裤头，索性躺在床上等死。”

“后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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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两天之后，隔壁的王二叔死了。故事完了。”

“不对，是隔壁的秋水死了。”朱裳说，低着头笑，脸贴桌面。

“他爸爸为什么会有真丝红裤头？”朱裳停了停又问。

我的长相平庸而粗糙，但是我的内心精致而细腻。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说，别看我长得像个杀猪的，其实我是个写诗的。

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戴着黑边眼镜的语文老师教会我如何使用排比和拟人，说会了排比和拟人，就是诗人了，就可以写诗了。我间或看我姐姐订阅的《少年文艺》和《儿童时代》。有一次《少年文艺》征集诗歌，必须是中学生作者，一个作者最多寄二十首，一个月后评

出一二三等奖。因为他们是全国性杂志，得了奖后就是全国级别的小诗人，也算特长，将来高考可以加分，跟你会扔标枪或铁饼一样管用。我一晚上就写了三十首，第二天挑了二十首，用绿格稿纸誊了，寄了出去。我想，我记得的李白杜甫也不过二十首，我的二十首传个千八百年，也知足了。

那个写诗的晚上，我速读《诗经》，跳过所有祭祀章节和不认识的文字，明白了“赋比兴”和“郑风淫”，最大的写诗诀窍就是找到心中最不安最痒痒的一个简单侧面，然后反复吟唱。那个写诗的晚上，我写完了我这辈子所有的诗，之后再也没有写过一句，就像我在十六岁到十八岁期间耗尽了我对姑娘的所有细腻美好想像，之后，所有的姑娘在我的眼里都貌美如花。刘京伟说，你丫花痴。张国栋说，你丫没品味，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烂梨也解渴。我说，你们土鳖。

人在不同的时候，对于不同的事物的产能是大不相同的。过去打架泡妞，一天能打三场架，一个月能和四个姑娘臭贫，同时处两个女朋友，一三五、二四六，周日休息，一次三至五毫升。现在写小说，笔顺了，一天五、六千字，一个老婆够我一年到头想念，一次三至五毫升。

我那二十首诗的第一首是这样的：

印

我把月亮印在天上

天就是我的

我把片鞋印在地上

地就是我的

我把唇印在你的额头

你就是我的

我那二十首诗的第二首是这样的：

空

没有双脚

我还可以走近你

没有双手

我还可以抚摸你

没有心脏

我还可以思念你

没有下·体

我还可以燃烧你

一个月后，我得到通知，连三等奖也没有评上，二十首诗都被退回来，稿纸最后有四字评语：“淫荡书卷”，然后画了好几个大叉。我觉得是在夸我。这四个字一直留着，夹在笔记本里，写小说的时候带着，不时看看，当成自己对文章风格的追求，时刻激励自己。

我给老流氓孔建国看过我的诗。我想他是流氓，懂得姑娘，所以应该懂得诗。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诗没有评论，但是问了三次诗中的“你”是谁，第三次，我说诗中的“你”是志气，是理想，是北京大学，是双皮面高帮耐克篮球鞋。

朱裳的皮肤很白，从侧面看去，可以看见颈部和颊部皮肤下青青的脉管。脉管里有一种让我心旌摇动的流动，看久了，心跳会和这种流动同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时，在静静的课堂里，仿佛人人都盯着我看，知道我在看什么。

在一个楼里住着，我少不了要遇着朱裳妈妈。她让我相信，老流氓孔建国讲述的一切传奇都真实地发生过。

外国文人夸女人到顶时说，这个女人能让发情的公牛安静下来。我觉得与此相反，朱裳的娘能让从十六到六十岁的男人都充满肉欲，这在中国很少见。虽然朱裳娘已经明显老了，眼角上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岁月刻画的丝丝纹理，但是这个迟暮的美人举手投足间却总能透出旧日旖旎的风光，令人仰视。就仿佛老流氓孔建国十年后已经金盆洗手，改行修车，尽管已经完全看不到年轻时一把管叉挑八条壮汉血透绿军装的风采，但是听说自己的侄子被几个小痞子打成了茄子———放下扳手，眼睛一睁，我还是感到秋风肃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