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悲伤和对安慰的渴求（那个著名的诗人始终没有给他任何回复）允许他做出任何唐突的事情，因为有一天他招呼也没打一声就去了画家那里。才进门，他就从讲话声中发现画家那里有不少人，他想立刻道歉告辞；但是画家热情地请他进门，把他带到画室里介绍给自己的客人：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

在陌生人的目光注视下，雅罗米尔觉得自己的脸颊变得绯红，可同时又有点飘飘然；画家介绍说他的诗写得很棒，而且从他说话的口吻来看，让人觉得客人们似乎早就应该听说过他似的。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环顾周围的人时，他非常高兴地发现在座的两个女人比他的大学生要漂亮。瞧她们是多么优雅自然地跷着腿，将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多么优雅自然地在这奇谈怪论中插进智慧的见解和淫荡的词语！雅罗米尔觉得自己好像乘着电梯升到美丽的山峰间，那个眼镜姑娘令人痛苦的声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有个女人转向他，颇为亲切地问他写的是哪类诗歌。“就是一般的诗歌，”他说，尴尬地耸耸肩膀。“非常杰出的诗歌，”画家补充道，而雅罗米尔低下了脑袋；另一个女人看着他，用女低音的声音说道：“他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倒让我想起方丹拉图尔[12]一幅画中的兰波，兰波在魏尔伦和魏尔伦的同伴中间。一个孩子在一群男人中间。大家都说十八岁的兰波看起来只有十三岁。而您，”她转向雅罗米尔说，“您看上去也完全是个孩子。”

[12] Henri Fantin-Latour（1836-1904），法国画家。

（我不得不说，这个女人冲雅罗米尔弯下身子的样子是那么温柔残酷，就像彼时冲兰波弯下身子的伊桑巴尔[13]老师的姐姐们，著名的捉虱人，每次他从他那漫漫的冒险之旅归来，他都会去她们家，然后她们为他清洗，给他捉虱子。）

[13] Georges Isambard（1848-1916），兰波的老师和朋友。

“亲爱的朋友，”画家说，“然而不需要多少时间，他就不再是个孩子，当然也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男人。”

“童男时期是最富诗意的，”第一个女人说。

“可是当你读到这个年轻的童男，这个不成熟、不完美的童男写出的那些诗句，”画家微笑着说，“你会为其中惊人的成熟和完美目瞪口呆的！”

“他说得非常对，”一个男人表示同意，看来他读过雅罗米尔的诗，对画家的赞赏也颇有同感。

“您不发表吗？”女低音问雅罗米尔。

“我怀疑在这么一个崇尚正面英雄和斯大林半身像的时代是不是很利于诗歌的发展。”画家说。

正面英雄又让他们的话题回到雅罗米尔以前的正路上。雅罗米尔也很熟悉这些问题，能够自然地加入讨论，但是大家在说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刚才大家所说的话在他耳际不停地回响着，说他只有十三岁，说他还是个孩子，是个童男。当然，他知道这里没有一个人故意要冒犯他，画家也是真心实意地喜欢他的诗歌，但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此时诗歌已经无足轻重了。他愿意千万次地放弃他诗歌中的成熟来换取他自己的成熟。他愿意用他所有的诗歌交换一次性交。

谈话非常热闹，雅罗米尔想离开。但是他感到如此压抑，以至于他都无法开口宣布自己想离开。他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害怕自己的声音会发抖，会变粗，再一次将他的孩童般的不成熟昭示天下。他真愿意隐身遁形，踮起脚尖躲得远远的，消失，迷糊，沉睡，睡很长很长时间，十年后再醒来，那时他的脸也许已经老了，布满了成熟男性的皱纹。

女低音再次转向他：“为什么你如此沉默，我的孩子？”

他嗫嚅地说他更愿意听而不是说（尽管他根本不在听），他觉得自己无法逃离女大学生判处他的刑罚，而将他打回已经烙在身上的童贞的宣判（上帝啊，只要看看他，所有人都会知道他还没有过女人！）再次得到了肯定。

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他，这是多么残酷的时刻，他能意识到自己的面孔，并且不无恐惧地感到在这张脸上的，是他妈妈的微笑！他非常肯定，这塑在唇间的精致、苦涩的微笑，他无法摆脱。他觉得妈妈附在他的脸上，就像包住蚕宝宝的茧，妈妈不愿承认他拥有属于自己外表的权利。

而他就在那里，在成人中间，戴着妈妈的面具，这张面具将他和妈妈的怀抱紧紧拴在一起，将他拉向妈妈，让他远离这个他想进入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里的人待他非常亲切，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点陌生的亲切，因为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雅罗米尔集聚起所有的力量想要撼动、摆脱母亲的面具；他努力在听他们的谈话。

谈话的核心问题是时下艺术家最热烈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波希米亚，现代艺术一直在呼唤共产主义革命；但是革命来临了，当现代艺术宣布无条件加入能为众人所理解的大众现实主义时，革命却抛弃了现代艺术，因为觉得现代艺术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可怕象征。“这正是我们进退维谷的处境，”画家的一个客人说，“背叛伴随我们成长的现代艺术还是我们所呼唤的革命？”

“这个问题问得不好，”画家说，“让学院艺术从坟墓中复生，并且制造成千上万座政治家半身像的革命不仅仅背叛了现代艺术，更是背叛了革命本身。这样的革命不是要改造世界，正相反：它是要保留历史上最反动的精神，盲从的精神，规范的精神，武断的精神，宗教信仰的精神和清规戒律的精神。我们没有进退维谷。如果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就不能接受这种对革命的背叛。”

雅罗米尔想要顺着画家的逻辑继续发挥下去应该说是毫无困难的，但是他讨厌在这里扮演一个感人的学生的角色，一个受到众人赞赏的顺从的小男孩。他充满了反抗的欲·望，于是转向画家说：

“您一直在提兰波：必须绝对现代。我完全同意。但是所谓的绝对现代，那不是我们在五年的时间里预计到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东西。绝对现代不是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而是眼下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革命。很简单，您不理解这一事实恰恰可以证明它是全新的。”

他们打断了他：“现代艺术正是反资产阶级，反资产阶级世界的运动。”

“是的，”雅罗米尔说，“如果说在否定当代世界这一点上它是非常符合逻辑的话，它恰恰应该准备好自己退出历史舞台。它应该知道（甚至应该希望）革命建立另一种崭新的艺术，一种能够表现自己形象的艺术。”

“那么您是赞同，”女低音说，“我们彻底捣毁波德莱尔的诗歌，禁止一切现代文学，将国家博物馆的立体派绘画都送进地窖啰？”

“革命是非常激烈的行为，”雅罗米尔说，“这大家都知道，超现实主义也很清楚老东西应当被粗暴地赶下舞台，只是它没有想到自己也在这群老东西之列。”

由于感到自己被侮辱了，愤怒之下，雅罗米尔充分表达着自己的想法，仿佛是在和自己清算一样，准确而恶毒。只是有一点让他感到很难堪，打他一张口，他就听见从自己口中冒出的画家那奇怪而不容置疑的声调，他也无法阻止自己的右手在空中不断挥舞重复画家的手势。实际上，一切非常奇怪，这是画家与画家之间的讨论，大人画家和小孩画家，画家和画家反抗的影子。雅罗米尔清楚这一点，正因为这样他更感到自己在遭受侮辱，他用的词于是越来越难听，他想报复，是画家把他囚禁在他的手势和音调中。

有两次，画家还耐下心来向雅罗米尔解释，但是接下来他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只是看着他，神色严峻，不再亲切，雅罗米尔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踏进这间画室了。所有的人都缄口不言，然后女低音开口说（这一次，她没再冲他弯下身子，就像当时伊桑巴尔的姐姐们弯下身子给兰波捉虱子那样，恰恰相反，她似乎悲伤而惊讶地避开了他）：“我没有读过您写的诗，但是从我所听到的来看，我相信一定很难和您刚才激烈捍卫的制度相吻合。”

雅罗米尔回忆起他刚写的一首关于两个老人的爱情的诗歌；他意识到他如此喜欢的那首诗是永远不会发表的，因为这是一个充斥口号和宣传的时代，而现在他否定了这一切，就是否定了他最心爱的东西，否定了他惟一的资源，丧失了这资源，他就彻底孤立了。

但是还有比他的诗歌更宝贵的东西；一样他迄今为止尚未拥有的东西，一样仍然遥远可他却很向往的东西——那就是男子汉气；他知道只要有行动、有勇气他就一定能获得它；而如果这勇气意味着承受被抛弃，被所有人，包括被他爱的女人，画家和自己的诗歌抛弃的勇气，那么就只好如此了：他要拥有这勇气。于是他说：

“是的，我知道革命根本不需要这些诗歌。我很遗憾，因为我喜欢它们。但不幸的是我的遗憾不能否认它们是无用的这一事实。”

大家再一次沉默了，接着一个男人说：“这真可怕，”他实实在在抖了一下，就像背后吹来一阵凉风似的。雅罗米尔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话惊骇了这里所有的人，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所喜欢的一切，他们赖以生存的理由活生生地消失了。

很悲伤，但也很美丽：雅罗米尔突然之间感到自己不再是个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