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新年，菲利普便成了外科门诊部的敷裹员。这项工作的性质，跟他刚从事过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外科的工作方式要比内科更加直接而已。因循守旧的公众对内科、外科疾病的态度总是过分拘谨，任其四处蔓延，致使相当一部分人身患疾病。菲利普在一个名叫雅各布斯的外科助理医生手下当敷裹员，那个医生身材矮胖，脑袋光秃，嗓门粗大；他生性欢快，充满活力，说话带有伦敦东区口音。医学院的学生们一般都把他称作“粗莽汉”。然而，无论是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还是一名教师，他都称得上聪明过人，倒使得一些学生忽略了他外表的丑陋。他也十分爱开玩笑，而且对病人和学生，他都一样取笑打趣。他非常喜欢让手下的敷裹员丢人现眼。那些敷裹员既无知又紧张，又不能把他当作他们的平辈来加以回敬，因此，让他们出乖露丑并不是一件难事。一到下午，他心情更加愉快，因为他可以讲些令人难堪的实情，而那些来实习的学生们只好赔着笑脸听着。有一天，一个长着畸形足的男孩前来求医。他的父母想知道是否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医治。雅各布斯先生朝菲利普转过身来。

“凯里，这个病人最好由你来看。这是一个你该了解的课题。”

菲利普一下子涨红了脸，这个医生的话显然具有诙谐戏耍的意图，旁边那几个担惊受怕的敷裹员都谄媚地笑起来，菲利普的脸红得更厉害了。实际上，这正是菲利普来到圣路加医院以后一直急切地留心研究的课题。图书馆里论述各种类型的畸形足的书籍他都读遍了。他叫那个孩子脱掉靴子和长筒袜。孩子才十四岁，长着两只蓝眼睛和一个又短又平的翘鼻子，满脸雀斑。他父亲解释说，如有可能，他们想把孩子的脚治好，否则会给孩子独自谋生带来莫大的阻碍。菲利普好奇地望着他。他是个生性欢快的孩子，一点也不害羞，喜欢说话，脸皮很厚。这一点总受到他父亲的责备。他对自己的那只脚还很感兴趣。

“要知道，这只是样子不好看而已，”他对菲利普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

“住嘴，厄尼，”他父亲说，“你废话说得太多了。”

菲利普检查着他的那只脚，用手慢慢地抚摩着那变了形的部位。他不明白这孩子为什么一点也没有那种老是压在自己心头的羞辱感。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抱着这种镇静淡漠的态度来对待残疾。不久，雅各布斯先生走到他的面前。那男孩坐在一个诊察台的边上，外科医生和菲利普分别站在他的两旁，另外几个学生围拢过来，形成一个半月形。雅各布斯以他惯有的出众的才华，生动鲜明地讲述了有关畸形足的问题：他谈到畸形足的类型以及因不同的组织构造而形状各异的畸形足。

“我想你那只畸形足是马蹄形的，对吧？”他猛然掉过头来，对菲利普说。

“是的。”

菲利普感到同学们的目光一下子都落在自己身上，禁不住脸色绯红，为此他暗暗咒骂自己。他感到手掌心渗出了汗珠。由于行医多年，雅各布斯先生讲得流畅自如，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出众的洞察力。他对自己的职业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是菲利普并没有用心听讲，一心希望这家伙快点把话讲完。突然，他意识到雅各布斯是在对自己说话。

“凯里，把你的袜子脱掉一会儿，你不会介意吧？”

菲利普觉得全身发抖。他一时间真想叫雅各布斯见鬼去吧，但是他没有勇气当场发作，害怕遭到医生无情的嘲弄。于是，他强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点儿也不介意。”他说。

他坐了下来，开始解皮靴的带子。他的手指颤抖着，觉得怎么也解不开那个结了。他想起在学校时同学们强迫他把脚伸出来给他们看的情景，想起由此而深深印在自己心灵上的创伤。

“他把两只脚保养得好好的，干干净净的，对吧？”雅各布斯用刺耳的伦敦东区口音说。

在场的学生们咯咯发笑。菲利普注意到刚才他们检查的那个男孩用急切、好奇的目光朝下看着他的脚。雅各布斯用双手抓住这只脚，说道：

“是啊，果然不出所料。我看你这只脚是动过手术的。我想是小时候动的手术吧？”

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解释着。学生们都探过身子，注视着菲利普的那只脚。雅各布斯松开手的时候，两三个学生仍然细致地察看着那只脚。

“你们看够了，我再穿袜子。”菲利普用嘲讽的口气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都干掉。他觉得要是用把凿子（他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种工具）扎进他们的脖子，那该多带劲啊！人是多么像野兽啊！他真希望自己能相信地狱之说，这样，想到他们将受到可怕的折磨，他心里也可舒畅一些。雅各布斯先生把注意力转到治疗方法上，他的话一半是说给那孩子的父亲听的，一半是说给学生们听的。菲利普穿上袜子，系上靴子。最后，医生讲完了，但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似的，突然朝菲利普转过头来。

“嗯，我认为你再去动次手术也许是值得的。当然，我无法给你一只跟常人一样的脚，但我认为自己仍可以做出一些努力。你可以考虑一下。什么时候你想休假，可以到医院里来待一会儿。”

菲利普常常问自己是否有什么办法把这只脚治好。但是他讨厌提起自己的残疾，所以一直没有找医院里任何一位外科医生诊治。他从书中得知，小时候无论接受过什么样的治疗，都不会取得什么很大的效果，因为当时对畸形足的医治方法不如现在的高明。不过，要是手术能使他穿上比较普通的靴子，走路时也不瘸得那么厉害，那也是值得的。他想起他曾十分热烈地祈祷出现奇迹。他大伯曾向他保证说，万能的上帝是完全能够创造出这种奇迹来的。想到这儿，他不禁凄苦地笑起来。

“那会儿，我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心里暗想。

临近二月底的时候，克朗肖的病情明显恶化，再也起不来了。他整天躺在床上，但仍然坚持要把房里的窗户始终关着，仍然不肯去看医生。他几乎不吃什么食物，却要求给他买威士忌和香烟。菲利普知道他根本不该喝酒抽烟，但他的观点是很难驳倒的。

“我想烟酒大概会要我的命，可我不在乎，你劝告过我了，做到了仁至义尽。我无视你的劝告。给我一些酒喝，然后滚你的蛋。”

伦纳德·厄普约翰一星期中有两三次突然来访，他的外表好似枯叶一般，因而用“枯叶”这个词来描写他的仪表神态再确切不过了。他三十五岁，样子瘦弱，头发又长又灰白，脸色苍白。那副模样叫人一看就知道他很少待在户外。他头上戴了一顶像是非国教牧师戴的帽子。菲利普不喜欢他那屈尊俯就的态度，对他那流畅自如的谈话也感到厌烦。伦纳德·厄普约翰就爱听自己说话，根本不顾听众的兴趣，而这点正是一个善于交谈的人首要素质。厄普约翰从来没有想到他所讲的都是听众们早已知道的事。他字斟句酌地对菲利普发表自己对罗丹、阿尔贝·萨曼[1]和塞萨尔·弗兰克[2]的看法。菲利普雇用的打杂女工只是上午来干一个小时的活，菲利普本人又整天都得待在医院里，这样，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克朗肖就得独自待在家。厄普约翰对菲利普说克朗肖身边应该有个人陪着，但又不主动找个人来照料。

[1] 阿尔贝·萨曼（1858—1900），法国诗人。

[2] 塞萨尔·弗兰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出生于比利时。

“想到那位伟大的诗人独自待在家里，实在叫人担心。嗨，他很可能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我想这很可能。”菲利普说。

“你怎么能这样冷酷无情呢？”

“你可以每天上这儿来干事嘛，这样的话，他需要什么，就有你在他身边。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菲利普冷冰冰地问道。

“我？亲爱的老兄，我只能在我熟悉的环境里工作，再说我经常要外出交际。”

看到菲利普把克朗肖接到自己的住处，厄普约翰也有一点儿不高兴。

“我倒希望你让他仍旧住在索霍，”他挥舞着两只又长又瘦的手，说，“那个肮脏的阁楼还有点儿浪漫色彩。如果换成了沃平或肖尔迪奇，我也能够容忍，可就是受不了体面的肯宁顿！这真是一个诗人归天的糟糕的地方！”

克朗肖时常气冲冲的，菲利普始终牢记克朗肖的烦躁心情是他疾病的症状，只能靠此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厄普约翰有时赶在菲利普回家之前来看望克朗肖，那会儿，克朗肖就狠狠地发泄一通自己对菲利普的怨气。厄普约翰则在一旁怡然自得地听着。

“问题是凯里没有美感，”他笑着说，“他具有中产阶级的思想。”

厄普约翰对菲利普总是话里带刺，菲利普在跟他打交道时则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可是，一天黄昏，菲利普终于忍不住了。那天他在医院忙乎了一天，回来后已疲惫不堪。正当他在厨房里沏茶时，伦纳德·厄普约翰走了进来，告诉菲利普说克朗肖对他执意要请医生前来诊视颇有怨言。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享有一种非常罕见、非常微妙的特权吗？当然啰，你应该竭尽全力来表明你高尚的品德是足以信赖的。”

“这种罕见的、微妙的特权，我可担当不起呀。”菲利普说。

每当提到钱的问题，伦纳德·厄普约翰总是露出一点鄙夷不屑的神气，而且，他那敏感的天性总是变得激愤起来。

“克朗肖的看法中本来还有些优美的东西，但在你的纠缠不休下都给搅乱了。你应该给你所体会不到的微妙的想象留些余地嘛。”

菲利普的脸沉了下来。

“咱们一起去找克朗肖讲讲清楚。”菲利普冷冷地说。

那位诗人正仰卧在床上看书，嘴里叼着烟斗。房间里的空气有一股霉味。尽管菲利普常来收拾整理，但房间里仍然显得很脏。看来无论克朗肖去哪儿，哪儿就不会干净。看到他们俩走进房间，克朗肖摘下了眼镜。这时候，菲利普已经变得怒不可遏。

“厄普约翰说你埋怨我老是催你去请医生来看病。”菲利普说，“我要你去请医生来看病，是因为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况且，如果你一直不去找医生看病，那我就领不到死亡证明。到时候，我就会受到传讯，还会为没请医生而受到指责。”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我原以为你要我去看病，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你自身。那好吧，你想什么时候请医生来，我就什么时候看病。”

菲利普没有回答，只是以难以觉察的动作耸了耸肩膀。眼睛一直看着菲利普的克朗肖咯咯地笑起来。

“别这么生气，亲爱的。我很清楚，你想为我做你所能做到的一切。咱们就去见见你找的医生吧。说不定他真能给我一点儿帮助。至少，这样可以使你心里得到安慰。”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厄普约翰，“你真是个十足的傻瓜，伦纳德。你为什么要引得他发愁呢？为了迁就我，他已经够费事的了。除了在我死后为我写篇漂亮的文章外，你什么也不会为我做的。我了解你这个人。”

第二天，菲利普跑去找蒂雷尔大夫。他觉得只要他把克朗肖的病情一讲，蒂雷尔大夫那样的人一定会感兴趣。果然蒂雷尔大夫一下班，就陪同菲利普来到肯宁顿。他只能同意菲利普早先讲的那番话。病人已经无法医治了。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他收进医院。”他对菲利普说，“他可以住一间小病房。”

“说什么他也不会肯的。”

“要知道，他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要不，很可能还会再生肺炎。”

菲利普点了点头。蒂雷尔大夫又提出一两个建议，并答应在菲利普需要他的时候就会赶来。他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当菲利普回到克朗肖的身边时，发觉他正默默地看着书，甚至都不屑问一下医生说了些什么。

“亲爱的老弟，现在你满意了吧？”他问道。

“我想，说什么你也不会照蒂雷尔大夫的嘱咐去做的，对吧？”

“那当然啰。”克朗肖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