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开始疏远他的时候，他时常拿出他哥哥的照片看。

其实他和哥哥并没有太多相处的机会。母亲疼幼子，小时候夫妇俩去香港打工，不舍得阿小跟着吃苦，就把他留在老家，每月寄来丰厚的钱求得亲戚对他的照顾。而长子他们带在身边，帮忙工地做点事情。

所以哥哥从小就在香港长大，现在已经长出一副香港人该有的样子：留着长头发，打了耳洞，夏天会穿白色短裤配皮鞋，有时候还戴着条丝巾。

阿小崇拜这样的哥哥，我觉得他其实是崇拜着香港，正如我们崇拜着黑白电视里游走在高楼大厦里的那些人。

但对我们来说，高楼大厦还是遥远的事情，而对阿小，这是即将到来的事。

他几次尝试把头发留长，都被爷爷硬压着给剪了，他尝试用针给自己穿耳洞，最终扎出满身的血，让爷爷急匆匆送医院了。现在这些他都放弃了，但是常拿着哥哥的照片一个人发呆。

和他保持距离后，我每次和拖鞋军团的人疯回家，就会来看看阿小，他会给我讲哥哥的故事：我哥哥很牛的，他像电视里那样，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女的飙车。但是到了我爸的公司，又换了一身西装，可帅气了。

有次他很神秘地和我说：“我哥吸毒的。”然后拿给我一根烟，附在我耳边，“这是毒品。”一脸得意的样子，仿佛他掌握着通往天堂的钥匙。

他给我看完，又把那香烟小心地包在手帕里，然后装到一个铁盒子里，放在床下——我知道那是他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了。

我看着这样的他，越发觉得遥远。我知道他身上流动着一种欲·望，一种强烈而可怕的欲·望。他要马上城市起来，马上香港起来。他要像他想象里的香港人那样生活。

我得承认，我看着电视上那些摩天大楼，心中也充满热望。但我老觉得不真实，它是那么遥远。而阿小，他简直活在奇怪的错位中：他穿戴着这个世界最发达地区的东西，肉身却不得不安放于落后似乎有几十年之久的乡下。

果然，一个晚上，阿小把我叫进他的房间，掏出厚厚一把钱：你知道哪里能买摩托车吗？电视上那种摩托车，带我去买，我要去飙车。

但小镇当时没有卖摩托车的地方，要买，必须去到六十公里远的市区。他着急了，那毒品呢？大麻呢？

那个晚上，是我陪着他去一家地下游戏厅玩了赌博老虎机作为结束的。看着他在老虎机上几百几百地兑换游戏币，然后大把大把地输，我内心里决定，远离这个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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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活在一种想象出来的幻想中。我担心他的这种热望，也会把我拖进去。

因为我察觉到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躁动。

实话说，我不知道，阿小和阿小是怎么熟上的。

香港阿小很久没让表弟来叫我了，我也不怎么主动去。这天阿月姨叫我帮阿小补习——数学成绩下来了，他考了12分。

我拿着他的考卷，笑了半天，连最简单的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他都不懂。准备好好糗他一把。

走进去，看到那个身上还带着海土味道的阿小。

他们俩头凑在一起，正在搭一架木构的恐龙。

我有点错愕。这个阿小，对外人说话都不愿意超过三句。但我看到他在那夸张地开着玩笑：“哇，这恐龙好酷啊，简直要叫出声了。”

很蹩脚的讨好。我心里说不出的反感，然后对这个老家的阿小有种莫名其妙的悲哀。我知道他为什么喜欢香港阿小的——他其实是喜欢这个阿小身上的香港的味道。

那个晚上，我只是简单把题目的正确做法示范了一下，就匆匆要走。

香港阿小着急了，追着出来，说要不要一起去打电动。他后面跟着那个老家的阿小。

我看着老家的阿小，躲在香港阿小背后，跟着一脸的赔笑。我说不出的难受，说，算了，我不玩了。转头就走。

从此，即使阿月姨叫我再去帮忙补习，我都借口推了。

我害怕看到老家阿小的这个样子，他会卑微到，让我想起自己身上的卑微。

老家的阿小突然新闻多起来了：他瞒着父母翘了整整三个星期的课，但每天假装准时上下学。他跑到小镇新开的工业区，不由分说地逼迫那些外地的打工仔，要求他们学狗叫，不叫就一阵拳打脚踢；最后他父母还发现他竟然偷偷溜进父母房间了，偷了几百块不知道去干吗。

乌惜心里憋闷得难受，又不敢在丈夫面前哭，每次出事就偷偷来我家和母亲说。

母亲只能安慰：“孩子总是调皮的。”

我在一旁不说话，我知道这个阿小生病了，他从香港阿小那传染了“香港病”。我几次在路上碰到他，他说话的腔调、梳着的发型都很香港阿小。连笑的时候嘴角微微的上撇，都模仿得那么入微。

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你让他别和香港阿小玩。”

乌惜愣了，她一向还挺骄傲香港阿小看得起自己家的孩子。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能乱说话。”

但总之这话还是传出去了。后来路上碰到两个阿小，一个对我冷漠地转过身假装没看见，一个示意着要和我打架。想打我的，是老家的阿小。

不过，拖鞋军团的人总在我身旁，大家也相安无事。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和两个阿小也彻底断了往来。

然后断断续续听到消息：老家的阿小又打人了，老家阿小被学校警告处分了，被留校察看了，后来，老家的阿小退学了。

然后再后来，听说香港的阿小一个星期后要去香港了。

阿月姨来我家了，手上带着一只木头拼成的恐龙，和一个任天堂游戏机——这是香港阿小最喜欢的两个玩具，现在，他想全部送给我。

阿月姨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小孩子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还是最喜欢你这个朋友，有空去找他玩玩。”

香港阿小显然对我的到访早有准备，估计都是演练过无数次的动作，所以表现一直得体并保持着骄傲感。

他一手勾住我的肩，像电影里那种兄弟一样把我拉进他房里，坐在床上，掏出一张纸片，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是地址。

“地址我只给你，有空给我写信。”他扬了扬眉毛。

我倒是笨拙，傻傻地补了句：“寄到香港要寄航空信，很贵吧。”

他笑开了，“咱们好朋友你在乎这点钱，以后你到香港来，我一次性给你报销。”

然后我把我准备的礼物递过去给他，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本物理参考书，厚厚一本，50元，对当时的我来说很贵，是我攒了半年才买到的。

“阿月姨给我看过你的物理，太烂了，做做里面的习题吧。”

“这么烂的礼物啊。”他又恢复到傲慢的恶毒了。

他走的那个下午是星期六，我刚好去市里参加一个比赛。听说他来我家敲门，不断喊我名字，却没找到我。

依然和来的时候一样，是一辆高级的小汽车来接他的，小镇的大人和小孩围成一圈，目送着这个仿佛属于另外一个时空的人离开，依然只有兴奋地指指点点。

那晚回家，小镇里的孩子兴奋地说，我太有面子了。但我心里说不出的空落落，一个人悄悄走到阿月姨家，在他住的房间窗口，往里看了看，一切黑糊糊的。

我转过头，看到不远的地方，一个小孩在哭，我知道，那是剩下的这个阿小。听说，他没去送香港阿小。

香港阿小就像被接走的外星人，理性的我早判定，他和我是两个时空的人，此前发生的事情，就当一场梦了。不多久，我又当回我的赤脚大仙。而整个小镇也似乎迅速遗忘这么一个本来也不大起眼的小孩，依旧吵吵嚷嚷、热热闹闹。

只有一个人，提醒着香港阿小的存在——我家前面那个阿小。

没有香港阿小带他去理发店剪那样的发型，他坚持自己试图用剪刀剪出那样的形状；没有阿小陪他去开发区展现英雄气概，他依然坚持每天晚上去逼迫路过的外来打工仔扮狗叫，然后几次邀约各种人去观摩，都遭到拒绝。

没去读书，这个阿小的命运只能有一条：当渔民。他是挣扎了几次，甚至和父亲大打出手，离家出走。失踪了一个多月，饿得瘦骨嶙嶙的阿小回来了。他答应当渔民了。他的条件是：必须给他买一辆摩托车。为了儿子走回正途，他父母商量了半天，终于同意了。

打渔要赶早潮，每天早上五六点，我就听到那摩托车帅气地呼呼地催引擎，发出的声音，炫耀地在小巷里扩散开。他每天就这样载着父亲，先去下海布网。他大哥和二哥，则踩着那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跟在后头。

下午三四点他们就打渔结束回来了。海土、海风和直直炙烤着他们的太阳，让他越来越黝黑。每次把满装海鲜的箩筐往家里一放，他的油门一催，就呼啸着玩耍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但是后来很多人常告诉我，看到阿小，沿着海岸线边的公路，以超过时速一百的速度疯一样地呼啸而过，嘴里喊着亢奋的声音。

慢慢地，我注意到他留起了长头发，每次他开摩托车经过我家门口，我总在想，他是在努力成为香港阿小想成为的那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