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和往常一样，我从烈火的梦中惊醒。

数月之后，每次从此类噩梦中醒来时，我都忍不住对自己身处牢房禁锢之中心怀感激。小小的房间里光线灰暗，四壁依旧牢不可破，与梦中无边无际狂野残酷的大爆炸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大爆炸的故事并无书面记载，也没有图画流传于世。当它的印记随处可见时，把它写下来或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到现在，距离那场毁灭一切的爆炸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从每处破碎的悬崖、烧焦的平原和灰烬堵塞的河流里，仍能看到它的痕迹。它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地球能够呈现的唯一故事，别人又为何要费心记录它呢？这段历史已经写在灰烬和尸骨中。大爆炸之前，人们曾谈论着关于烈火的种种，关于世界的末日。后来，烈火终于给出了这场空前绝后的启示。

在大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大多数人都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其他幸存者则往往发现自己已孤身一人，如果他们要讲故事，聆听者只有空气。即使有些人还有同伴，从来没人能准确形容爆炸发生的时刻：天空变了颜色，巨大的声响终结了一切。当幸存者试图描述这段记忆时，就和我一样陷入词穷的困境，只记得那一刻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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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爆炸震碎了关于时间的观念。在一瞬间，它将历史无可挽回地分成了爆炸前和爆炸后。如今已经过去数百年，大爆炸的幸存者早已不在人世，人证全无，只有像我这样的先知，能够在睡醒之前惊鸿一瞥，或在眨眼的瞬间突然看见耀眼的火光，地平线像纸片一样熊熊燃烧。

关于大爆炸的故事，只在吟游诗人之间传唱。当我年纪还小时，每年秋天经过我们村庄的吟游诗人会歌唱，大意是海洋尽头的其他国度派来天降大火和致命的辐射，以及随后漫长的寒冬。当时我只有八九岁，有一次在黑文市场，扎克和我听到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吟游诗人唱着同样的调子，但歌词不尽相同。关于漫长寒冬的副歌部分是一致的，但她没提到其他国家。她唱的每一节都是关于那场大火，描绘它如何吞噬了世间万物。

当我拉着父亲的手问他这件事时，他耸耸肩说，这首歌有很多版本，但那又有什么不同呢？就算以前在海洋那头有别的大陆，现在也已不复存在了，至少所有水手都这么说。关于方外之地和海洋对面国度的传闻不时出现，但也仅是传闻而已，并不比欧米茄自由岛的传言更可信，据说在那座岛上，欧米茄人免于阿尔法人的压迫，过着自由的生活。如果被人听到讨论这类事情，会招来当众鞭打，或者被绑在树干上等死，就像我们曾经在黑文外面看到的欧米茄人，被钉在太阳底下暴晒，直到他的舌头长满鳞片，像从嘴里钻出来的蓝色蜥蜴。两个无聊的议会士兵在旁边看守，不时踢他两脚，以确保他还活着。

不要再问问题，父亲如此警告我，不要问爆炸之前，不要问方外之地，也别问欧米茄自由岛。爆炸之前的人们问了太多问题，做了太多探索，瞧瞧他们得到的是什么！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或者说是我们所知的全部世界，北面、西面和南面被大海阻隔，东面是死亡之地。探究大爆炸来自何处已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它发生了。这些都已年代久远，和大爆炸毁灭的史前世界一样不为人知，从此之后只有传言和废墟流传下来。

*

在牢房的头几个月，我还被准许偶尔放放风。每过几个礼拜，我和其他一些被囚禁的欧米茄人，在众多守卫的监视下，三人一组被带到城墙上稍事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守卫的看管很严，不仅把我们彼此分开，还将我们远离能俯瞰下方城市的城墙垛口。第一次放风，我就学会了不与其他囚徒接近，更别提说话了。当守卫押送我们从牢房出来时，其中一个家伙抱怨灰白头发、单腿跳行的囚徒走得太慢。“如果你没拿走我的拐杖，我兴许能走快点。”那名女囚徒如此说道。守卫们没回话，女囚徒转头看了我一眼。她的表情算不上是微笑，但却是我进入看护室以来看到的第一丝暖意。抵达城墙后，我试图挨近她说句悄悄话，结果在离她还有十英尺远时，守卫已经把我用力地按在墙上，我的肩胛骨撞上石头，附近的皮肤立刻青紫一片。他们把我押回牢房，其中一个冲我吐了口唾沫。“不许跟别人说话，”他说，“瞅一眼也不行，你听见了吗？”我的双手被别在身后，没办法擦掉他吐在我脸上的口水，那玩意儿热烘烘的，让人反胃。自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囚徒。

一个多月之后我第三次被带上城墙，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放风。我站在门旁，眯着双眼适应烈日照在打磨的石头上反射的光芒。两个守卫站在我右边窃窃私语。左边二十英尺之外，另一名守卫靠在城墙上，盯着一个欧米茄男人看。这个男人在看护室待的时间应该比我长，我如此揣摩。他的皮肤之前肯定是黑色的，如今变成了暗灰色。他一直不安地晃动着双手，还有他不停嚅动嘴唇的样子，就像嘴唇安错了牙床一样。从放风开始一直到结束，他都在同一段石墙之间拖着扭曲的右腿来回走动。尽管禁止互相交谈，我仍能不时听到他的喃喃低语，好像正在数数：两百四十七。两百四十八。

大家都知道，很多先知最后都疯了，多年被幻觉侵袭，最终让他们失去理智。幻觉里都是火焰，而我们就像灯芯。这个男人不是先知，但我并不奇怪，任何人在看护室里关上足够长的时间，最终都会疯掉。而我一边要对抗自己的幻觉，同时还要面对牢房冰冷无情的四壁，我又能坚持多久呢？一年或者两年之内，我思量着，我可能变成那个数自己脚步的人，仿佛数字的纯粹能给凌乱的头脑带来某种秩序。

在我和测步数的男人之间有另一个囚徒，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女人，黑头发，笑脸盈盈，只有一只胳膊。我们俩一起被带到城墙上，这是第二次。我尽量走到守卫能够允许的城墙边缘，一边注视着砂岩筑成的墙垛口外围，一边想方设法试图跟她说话或者传递信号。我离城墙边还不够近，没法完整看到在这座位于山坡顶的堡垒之下，城市是如何铺开的。地平线被城墙挡住了，我只能看到远处灰色的山丘。

突然我意识到数数声停了。当我转身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时，那个欧米茄男人已经冲向那个女人，用双手紧紧掐住她的脖子。女人只有一只手臂，没办法奋力反抗，也没能及时叫出声来。我还在数码之外时，守卫已经冲了过去，只用了几秒钟就把男人从她身旁拉开，但已然太迟了。

我闭上眼不忍看她的尸体：脸朝下倒在石板上，脑袋偏向一侧，角度非常奇特。但对先知来说，紧闭的眼睛阻挡不了什么。在我纷乱的脑海里，我看到女人死去那一刻发生的另一件事：就在这座堡垒里，一百英尺的上方，一杯葡萄酒洒落在地，血红色在大理石地板上蔓延。一个穿丝绒上衣的男人向后倒去，腿脚挣扎了片刻后便气绝身亡，他的双手最终掐在自己的脖子上。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城墙上。有时我觉得自己听见那个发疯的欧米茄男人在一边怒吼一边捶打牢房的墙壁，但那只是沉闷的击打声，是一种午夜的悸动。我从来都不清楚是真的听到了那声音，还是仅仅感觉到了它。

在我的牢房里，几乎从来没有黑夜。一只玻璃球悬挂在天花板上，它一直亮着，发出苍白的光和轻轻的咝咝声，那声音如此低微，有时我怀疑它只是我耳朵里的嗡鸣而已。最初几天，我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它，等着它燃烧殆尽，将我彻底地留在黑暗中。但它并不是蜡烛，更不是油灯。它发出的光与众不同：冰冷而稳定。每过几周，它那毫无生气的亮光才会中断一次，这时它会先闪上几秒钟，然后完全熄灭，将我留在无形的黑暗世界中。但每次黑暗的持续时间都不超过两分钟。光会伴随着几番闪烁再度亮起，就像是什么人从睡梦中醒来，接着履行看守的职责。我于是开始逐渐企盼这些间歇的故障，因为它是刺眼而无休止的亮光唯一的中断时刻。

这一定就是电，我如此推测。我听过关于电的故事：它像一种魔法，是大爆炸之前的时代大多数技术的关键要素。但无论它曾多么辉煌，现在都应该不复存在了。在大爆炸中遗留下来的机器，也都在之后的肃清运动中被捣毁了，幸存下来的人们摧毁了所有技术的产物，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技术将整个世界变成了灰烬。所有爆炸前的残余之物都是禁忌，以机器为甚。戒律来自恐惧，所以打破戒律将要遭受的惩罚也是最残酷的。危险牢牢印刻在我们烧焦的世界表面，也印刻在欧米茄人扭曲的身体上。对此我们无须多余的提醒。

然而，现在这里有一件机器，是电力的一部分，正悬挂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它并不像人们私下议论的那样恐怖，也没有多么强大。它不是武器，不是炸弹，也不是离开马匹还能开动的车。这只是一个玻璃灯泡，和我的拳头一般大小，在牢房顶上发着光。我情不自禁地盯着它看。它的中心部位极其明亮，无比洁白，就像大爆炸的火光都被积攒在里面。我盯着它看了太长时间，以至于我闭上眼睛，它明亮的形状仍蚀刻在我眼前的黑暗中。我既着迷又害怕，最初几天在灯光下畏缩发抖，仿佛它要爆炸一般。

令我恐惧的不单单是光亮本身，还有目睹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对戒律的亵渎，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寒而栗。如果议会打破戒律的消息传出去，人们会掀起另一轮肃清运动。大爆炸带来的噩梦，仍然如此真实，如此深入骨髓，他们绝对无法容忍造成这一切的机器继续存在。因此，我深刻了解到，电灯对我而言意味着无期徒刑：既然我已见过它，他们肯定不会放我出去了。

我无比怀念天空的色彩，比其他任何感觉都要强烈。天花板下有个窄小的通风口，从其他地方引来新鲜空气，但从没有一丝阳光照进来。我只能通过每天两次的进食来计算过了多少日子，每次他们都把盛着饭的托盘从门缝底塞进来。最后一次城墙放风过去数月之后，我仍能在脑海里回想起天空的概念，但已经忘了它确切的样子。我想起大爆炸之后漫长的寒冬，当时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烟尘，人们在很多年之后还是无法见到天空。据说在那个时期出生的人，有的到死都没见过天空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相信天空的存在，在脑海中想象天空的模样对他们而言是否成为一种信仰，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计算在牢里待了多少天，成为我保持时间观念的唯一方法，而随着总数的增加，它对我而言也成为一种折磨。我并不是在倒数距离出狱还有多少时间，因为那是绝无希望的，只是随着天数不断攀升，同样增加的还有焦虑和不安，就像漂浮在黑暗禁闭的无形世界中。

城墙放风被叫停之后，剩下的唯一定期事件就是每过两个星期，神甫前来审问我关于幻觉的事。她告诉我，别的欧米茄人可见不到任何人。想到神甫的模样，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同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