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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术治亡韩 第七节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

孙皓晖2015年07月05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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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兴亡,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

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亡,历时一百七十三年。韩国先后十三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称王,王国历时一百零四年。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后被封于韩原(《史记·韩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又在韩城县南十八里,故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今陕西韩城县境内),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由韩氏部族而诸侯,而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最值得关注。这两个枢纽期,既奠定了韩国族性传统,又隐藏了韩国兴亡奥秘,不可不察也。

第一个枢纽期,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韩厥时期。

其时,韩厥尚只是晋国的一个稍有实权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后裔,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韩厥此举的意义,司马迁做了最充分的估价:“韩厥……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的功劳)!然(后)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将韩之崛起归功于韩氏救赵之阴德所致,时论也,姑且不计。然则,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的,却不能不说有着一定的道理。韩厥所为的久远影响,其后日渐清晰:韩氏部族从此成为“战国三晋”(韩赵魏)之盟的发端者,而后三家结盟诛灭异己,渐渐把持了晋国,又终于瓜分了晋国。看官须知,春秋之世晋国为诸侯最大,大权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晋国势力最大的还是智氏部族。韩赵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义声望,此所谓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后,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之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道义优势。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一致对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一家”口碑的由来。

这个枢纽期的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以强劲的扩张活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厚……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发动了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便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术”,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

这个枢纽期,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其一,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各大战国不敢侵犯,一改屈辱无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

然则,譬如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信奉权术之虔诚,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由此,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屡屡遭遇滑稽破产,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只要脱离实力,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出让上党、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于术治也。盖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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