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约翰·卡文迪什谋杀继母的审判将于两个月后举行。

关于这几个星期我没什么可说的，但我对玛丽·卡文迪什充满了真挚的钦佩和同情。她斗志昂扬地站在丈夫这一阵线，蔑视所有认为他有罪的想法，并全力以赴地与之斗争。

我跟波洛说了我的钦佩，他沉思着点点头。

“是的，她是那种在艰难的环境中显示出最佳状态的女人，这更加衬托出了她们身上可爱和真诚的一面。她的骄傲和妒忌已经——”

“妒忌？”我问道。

“是的。你没注意到她是个非常善妒的女人吗？在我这么说的时候，她的骄傲和妒忌已经被放在一边了，她只想着她的丈夫，还有降临在他身上的可怕的命运。”

他说得很有感触，我认真地看着他，想起了最后那个下午，他正在考虑说不说的问题。带着那种“为了一个女人的幸福”的柔情，我很高兴他亲自做了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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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我说，“我都无法相信。你瞧，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以为是劳伦斯！”

波洛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但是是约翰！我的老朋友约翰！”

“每个凶手都有可能是某人的老朋友，”波洛富有哲理性地说道，“你不能把情感和理智混在一起。”

“我得承认我本以为你会给我个暗示的。”

“可能吧，我的朋友，我没这么做，就因为他是你的老朋友！”

我被他的话弄得很窘迫。我想到自己那么轻率地就把自以为是波洛对包斯坦的看法告诉了约翰。附带说一句，关于对包斯坦的指控——他已经无罪释放了。然而，虽然这一次他比他们更加聪明，而且关于间谍活动的指控没能把他遣送回国，但是今后他的各种权利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活动范围也缩小很多。

我问波洛是不是认为约翰会被定罪，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回答说，相反，他极有可能被宣判无罪。

“但是，波洛——”我反对道。

“哦，我的朋友，我不是一直跟你说我没有证据吗。知道一个人有罪是一回事，证明他有罪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这样，证据就太少了。这就是麻烦的地方。我，赫尔克里·波洛，知道，可是在我的链条上缺少最后一个环节。而且除非我找到缺少的那一环——”他严肃地摇摇头。

“你开始怀疑约翰·卡文迪什是在什么时候？”过了一会儿，我问道。

“你就一点儿也不怀疑他吗？”

“不，从没有过。”

“你曾无意中听到卡文迪什太太和她婆婆的对话片段，可后来她在审讯中却没有坦诚相告，你都没有怀疑过？”

“没有。”

“如果把两件事放在一起，你要想一想，如果和英格尔索普太太吵架的不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你记得吧，审讯时他竭力否认——那一定是劳伦斯或约翰。那么，如果是劳伦斯，玛丽·卡文迪什的行为就无法理解了。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是约翰，整件事情就能很自然地解释通了。”

“所以，”我恍然大悟地大声说道，“是约翰那天下午在跟他母亲吵架！”

“完全正确。”

“你一直都知道？”

“当然。这样卡文迪什太太的行为才解释得通。”

“可是你却说他会被无罪释放？”

波洛耸耸肩。

“是的。在警方的法庭审理中，我们将听到关于案件的起诉，但是他的律师十之八九会建议他保留答辩权。这样在审判时，我们就会感到很吃惊。而且——啊，还有，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的朋友，在这个案子中我不能露面。”

“什么？”

“是的。严格地说，我跟这起案子没有关系。即使我找到链条上缺少的最后一环，我也必须留在幕后。让卡文迪什太太觉得我是在帮她丈夫，而不是跟他作对。”

“要我说，这是在玩手段。”我抗议道。

“当然不是。我们对付的是一个绝顶聪明、不择手段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采用能力所及的一切方法——否则他会从我们的指缝中逃走。这就是我要小心地留在幕后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杰普发现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杰普的。如果我去作证——”他咧嘴笑笑，“很有可能是被告的证人。”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按部就班地做事。”波洛接着说，“太奇怪了，我能提供证据推翻控方提出的一个论点。”

“什么论点？”

“关于烧毁遗嘱的论点。约翰·卡文迪什没有烧毁那份遗嘱。”

波洛是个名副其实的预言家。警察法律诉讼中的细节我就不详加说明了，因为里面有很多无聊的重复。我直接说一点：约翰·卡文迪什保留了答辩权，并直接受审。

九月，我们都去了伦敦。玛丽在肯辛顿租了一幢房子，波洛也属于这个家庭聚会中的一员。

我在陆军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能经常看到他们。

几个星期过去了，波洛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他说的那个“最后一环”仍然没有找到。私下里我倒是希望维持现状，因为要是约翰被判有罪，玛丽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九月十五日，约翰·卡文迪什出现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被告席上，被指控“蓄意谋杀艾米丽·阿格尼丝·英格尔索普”，但他表示“不认罪”。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著名的皇家法律顾问，将为他辩护。

菲利普先生，皇家法律顾问，代表王室对此案展开审理。

这件谋杀案，他说，经过了充分的谋划，并且极其冷酷无情。确确实实证明了一个溺爱孩子的、轻易相信别人的母亲被继子蓄意谋杀，然而她对他比亲生母亲还要好。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开始抚养他。他和他的妻子在斯泰尔斯庄园里过着奢华的生活，受到她事无巨细的关心和照顾。她是他们善良而慷慨的恩人。

他建议传召证人证明被告是一个挥霍浪费的人，经济上已处于穷途末路，但仍然跟邻近的农场主的妻子雷克斯太太有染。此事传到了他继母的耳朵里，在她去世前的那个下午，她就这件事指责他，随后两人争吵了起来，一部分说话的内容被人无意中听到了。就在前一天，被告在村子里的药店里买了士的宁，他化了装，目的是把罪行嫁祸给另一个人，即英格尔索普太太的丈夫，一个他极度妒忌的人。幸好英格尔索普先生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公诉律师继续说道，七月十七日下午，和儿子争吵之后没多久，英格尔索普太太就立了一份新遗嘱。第二天早上，在她卧室的壁炉里发现了这份烧毁的遗嘱，但是有证据显示，这份遗嘱的条款有利于她的丈夫。其实在结婚之前，死者已经拟定了一份有利于英格尔索普先生的遗嘱，但是——菲利普先生摇着富有表现力的食指——被告不知道这件事。旧遗嘱还在，是什么导致死者重新立一份新遗嘱，他说不出来。她是个老太太了，很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之前那份，或者——这对他而言似乎可能性更大——她可能以为一旦结婚，这份遗嘱就作废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一些说法。女人都不怎么精通法律知识。大约一年前，她完成了一份对被告有利的遗嘱。他会拿出证据证明在那个悲惨的晚上，是被告最后把咖啡端给他继母的。晚上的时候，他得到允许进入她的房间，就在那时，毫无疑问，他找到了烧毁遗嘱的机会，因为就他所知，这份遗嘱会让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利益变得合法有效。

被告被逮捕是因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警官，也就是杰普探长，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装有士的宁的药瓶，此药瓶跟谋杀发生前一天村里药店卖给假英格尔索普先生的那个是同一个。这些可怕的事实是否可以构成判定被告有罪的充分证据，陪审团将予以裁决。

菲利普先生还巧妙地暗示道，如果陪审团不这么裁决，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说完，他坐了下来，擦擦额头。

第一批原告证人大多数都是那些已经在聆讯时传召过的人，并且第一次出示了医学证明。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因对证人采取无道德原则而闻名于全英国——只提了两个问题。

“我认为，包斯坦医生，士的宁作为一种药品，起效很快吧？”

“是的。”

“而且你无法说明何以在本案中药效延缓？”

“是的。”

“谢谢。”

梅斯先生指认出公诉律师递给他的药瓶就是他卖给“英格尔索普先生”的那一个。

经过追问，他承认他和英格尔索普先生只是面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这位证人并没有被盘问。

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被传召上来，他否认买过毒药，以及跟妻子吵过架。有好几个证人都证明他所说的属实。

花匠的证词是关于见证遗嘱签署的。之后多卡丝被传召。

多卡丝，对她的“少爷”忠心耿耿，竭力否认她听到的是约翰的声音，不顾一切地坚决声称，在内室里和她女主人在一起的是英格尔索普先生。被告席上的约翰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他太清楚她的英勇反抗是多么没用了，因为否认这一点并不是辩护的目标。当然，卡文迪什太太不可能被传上来出示对她丈夫不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