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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战胜老年生活的无聊与无助

[美]阿图·葛文德2019年02月24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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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桑德斯已经准备加入北安多佛疗养院,尽管那里的居民完全被婴儿化了,那些患紧张性精神病的人会被拴在轮椅上。这时,有位表弟告诉谢莉,切尔西镇有一个新开业的老年之家,叫莱昂纳德·佛罗伦斯生活中心,她应该去看看。 开车距离很近,谢莉就带着路一起去参观。

路在参观的一开始就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向导提到某些谢莉几乎没注意到的东西。所有房间都是单间,而路之前参观过的每家疗养院都是双人房。失去隐私是路最害怕的事情之一,独处是他的基本需求。他觉得若是失去独处机会,他会疯掉的。

路告诉我:“我太太曾经说我是个不合群的人,但我不是。我只是喜欢一个人待着的感觉。”所以,当听说佛罗伦斯中心有单人房时,“我说:‘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参观才刚刚开始,他就已经心动了。

向导领着他们参观了整个中心,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为绿房子。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所知道的就是:“我觉得这不像一个疗养院。”

我问道:“那它像什么?”

“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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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正是比尔·托马斯的杰作。开展起“伊甸选择”项目之后,他变得焦躁不安。他天生是个连续创业家,虽然他没有钱。他和他的妻子朱迪创办了一个非营利的组织,迄今已经为几百所疗养院的人传授了项目开展原则。紧接着,他们与人合伙创办了先驱网络(Pioneer Network),一个为越来越多的、 致力于重塑老年护理的人创办的俱乐部。它不为任何一种特定的模式背书,而只是宣传一种文化,改变老年护理目前由医学主导的现状。

2000年前后,托马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愿望。他希望像他在新柏林做的那样,从地基开始,从里到外为老年人建一个家。他把他想要建的老年之家称为绿房子。按照他的说法,他计划将这个地方变成“穿着狼皮的羊”,要让政府觉得这里像个疗养院,以便有资格得到政府拨给疗养院的费用,同时价格不能超过其他的疗养院。这个地方需要有帮助老年人的技术和能力,不论那些人的残障程度有多么严重,或者受损程度有多高。然而,它需要让居民的家人、居民及在那里工作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家,而不是一个机构。在非营利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和决定新建病房的参加“伊甸选择”项目的疗养院合伙,在密西西比州图珀洛修建了第一家绿房子。不久,基金会发起了全美绿房子复制倡议(National Green House Replication Initiative),在25个州支持修建了150多所绿房子——其中就有路参观的莱昂纳德·佛罗伦斯生活中心。

无论是图珀洛附近的只能容纳10多个人的第一个家,还是在佛罗伦斯中心占6层楼的10个家,原则都是一样的,都反映了其他先驱者的思想。所有的绿房子面积都不大,都是公共型的,入住人数都不超过12人。在佛罗伦斯中心,每个楼层分为两个区域,都叫绿房子,每个绿房子有10人左右共同居住。住房设计得很温馨,像家一样——摆放着普通的家具,起居室有壁炉,大家像在家里一样围着一张大桌子吃家常饭,前门有门铃。设计追求的理念是:有价值的生活是可以创造的,这里的重点是提供饭菜、家政服务和把别人当朋友看待。

这个地方的样子吸引了路——它完全没有那种令人压抑的机构感。入住以后,他发现这里的生活方式更值得珍视。他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仅仅这一点对他来说就堪称惊喜。不会有工作人员早晨7点钟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敦促每个人洗澡动作快些,帮他们穿好衣服,用轮椅把他们推到吃药的地方去排队,到集体吃饭的地方去等候。大多数疗养院(包括托马斯起步的大通纪念疗养院)认为他们必须如此,没有别的办法。为了效率,护理人员需要居民为餐厨人员做好准备,餐厨人员需要为活动组织人员做好准备,活动组织人员需要让居民腾出房间, 方便清洁人员,等等。这就是管理人员设计日程和分配责任的方式。托马斯扭转了这种模式。他拿走了管理人员手上的控制权,将它交给了一线护理人员。这里鼓励每个护理人员只管几个人,鼓励他们成为多面手。他们做饭、打扫卫生,及时处理居民的任何需求(除了医疗任务,比如,若需要给药就需要把护士找来)。这样一来,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居民接触—— 一起交谈、吃饭、玩牌,等等。每个护理人员之于路这样的人都像盖拉西姆之于伊万·伊里奇——更像是一个朋友,而不是一个临床医生。

路对朋友的要求并不多。有个工作人员每天见到他就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这让他很开心。他对谢莉吐露说,自己很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否则,他很少从别的渠道得到这种接触。周二和周四晚上,他会下楼去咖啡店,跟仍然来看望他的朋友戴夫一起玩克里比奇牌。他还教会一个中风瘫痪的人玩牌。这位瘫痪病人住在另一层楼的家里,有时候来路的房间玩。他的助手帮他拿着牌,偶尔需要的时候,路也会帮忙,并小心避免自己偷看他的牌。其他几个下午,谢莉会来看他,并会把他喜欢的狗带来。

然而,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一个人待着也很愉快。早饭后,他会回自己的房间看电视——用他的话说是:“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喜欢了解政治状况,像看肥皂剧一样,每天都变。”

我问他看哪个频道:“福克斯?”

“不是,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

“MSNBC?你是自由主义者吗?”

他笑了:“是的,我是自由主义者。如果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说他是自由党的话,我会投票给他。”

稍晚些时候,他会进行锻炼,跟助手一起在楼道里走走,天气好的时候,则到户外活动。这对他很重要。在他生活在辅助生活中心的最后几个月,员工让他坐轮椅,理由是考虑到他偶尔会头晕,走路不安全。他说:“我厌恶那个椅子!”佛罗伦斯中心只好让他丢掉了轮椅,建议他试试助步车。“这件事是我主动推动的,我挺为之骄傲的。”他说。

中午,他和同屋的其他人一起围着大桌子吃午饭。下午,如果没有牌局或者别的安排,他就读书。他订阅了《国家地理杂志》和《新闻周刊》。他还有自己的书。最近他刚读完了罗伯特·卢德拉姆(Robert Ludlum)的一本惊悚小说。随后他又开始阅读一本讲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

有时候,他会用他的戴尔电脑看YouTube上面的视频。我问他喜欢看哪些视频,他给我举了个例子。

“我很多年没去过中国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没去过了,“于是我说,让我去一趟成都吧。成都恰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几千年的历史。于是,我打开了电脑,敲入‘成都’二字,马上我就参观了整座城市。你知道那儿有犹太教堂吗?我不时发出惊叹声!电脑会告诉你这边有一座,那边还有一座。我迫不及待地在整个城市跳来跳去。”他说,“一天过得很快,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晚上,吃过晚饭后,他喜欢躺在床上,戴上耳麦,用电脑听音乐。“我喜欢夜晚宁静的时光。你会觉得惊异,一切都那么安静。我听轻松的音乐。”他会点开潘多拉音乐电台(Pandora),听软爵士乐、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或者西班牙音乐——想听什么就听什么。“然后,我会躺下思考。” 他说。

有一次去看路的时候,我问他:“什么使得生活对你有价值?”

他没有马上回答。

“有时候,我会觉得时间到了,那也许是我情绪低落的某一天,”他说,“你 知道吗,够了就是够了。我会对我的谢莉蛮不讲理。我会说,在非洲,一旦人老了,不能干活了,人们就会把他扔到丛林里,给野兽吃掉。她觉得我在犯傻。不!我说,我已经做不了任何贡献了。我尽在花政府的钱。”

“我不时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又会慢慢想通,嘿,事情就是这样,顺其自然吧。如果他们愿意你活着,那就活着吧。”

我们在厨房外的起居室聊天,两侧是高到屋顶的窗户。那是夏秋之交,白色的光线依旧温暖。我们看得见下面的切尔西镇,远处是波士顿港的布罗德湾,周围是海蓝色的天空。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多小时他的人生故事了,这时, 我突然觉得,记忆当中,我第一次不害怕到达生命的这个阶段。路94岁了,这当然没什么有趣之处。他的牙齿就像被推翻的石头,全身每个关节都痛。 他失去了妻子和一个儿子,不依靠助步车他已经无法走动(他的助步车前面的脚踏板上塞进了两个黄色的网球)。他有时候会犯迷糊,忘记谈话的主题。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在世界上还有个位置,他们仍然希望他活着。这让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同样的待遇。

对疾病和老年的恐惧不仅仅是被迫忍受对种种丧失的恐惧,同样也是对孤独的恐惧。当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他们就不再要求太多。他们不再寻求更多的财富,不再寻求更多的权力。他们只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被允许保留塑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权利——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作出选择,维持与他人的联系。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衰弱和依赖排除了这种自主性的可能。但我从路,从露丝·巴雷特、安妮·布雷弗曼、丽塔·康恩以及其他很多人的事例中了解到,这是非常可能的。

“我不担心未来。”路告诉我,“日语里有‘业’(Karma)这个词,它意味着,如果事情要发生,那么,我做什么都无法阻止。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可那又怎么样呢?我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