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走出来的时候,她对他说道:“你们可以在这儿当着我的面谈。我也有份儿。”

“你好,全一,”卡尔说道,“为什么不进屋呢？”

埃塔把靴子脱了下来,跟着日本人进了厨房。

“请坐,全一,”卡尔说,“让埃塔给你倒点咖啡。”

他盯着埃塔看了一眼,她点了点头。埃塔从挂衣钩上取下一件新的围裙穿上,给咖啡壶灌上水。

“我们看到了通告,”卡尔说,“八天的时间根本不够。八天的时间怎么能安排好一切？这么做不对。”他又说了一句:“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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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怎么办呢？”全一说道,“我们只能用板条把窗户钉起来一切都留下。如果你愿意,海因先生,我的土地可以给你种。我们很感谢你把地卖给我们。现在地里的草莓已经种了两年了,长势很好。草莓的收成会很好的。请你把它们摘下来,卖给罐头厂,钱你留着。不然它们都要烂在地里了,海因先生。对谁都没好处。”

卡尔开始抓挠自己的脸。他坐在全一对面,挠着自己的脸。他看上去个头高大、粗壮有力,而日本人个头小、样子精明。他们年龄相仿,但是日本人看上去更年轻,至少小十五岁。埃塔把杯子和杯托放在桌上,打开糖罐子。这一番开场的话说得好精明啊,她心想。以草莓相送,反正它们对他而言已经不值什么钱了。真聪明。然后再谈付钱的事儿。

“义不容辞,”卡尔说道,“那就我们来采摘。我义不容辞,全一。”

日本人点着头。他总是点头,埃塔想。他们就是这样占据上风的——他们行动谨慎,想法却很多,点着头,什么都不说,脸一直朝下；他们就是这样把东西弄到手的——比如,她的七英亩地。“如果我和卡尔来帮你们摘草莓的话,你们打算怎么付钱呢？”她站在炉子旁边问,“不会——”

“你别插话,埃塔,”卡尔打断她,“我们现在还不需要谈这个。”他把注意力重新转向日本人。“家里人都好吗？”他说,“大家都是什么反应？”

“家里很忙,”宫本说,“打包东西,准备行李。”他笑了起来；埃塔看见了他的大牙齿。

“我们能帮什么忙吗？”卡尔说道。

“你们把我们的草莓摘了。这就是帮大忙了。”

“我们能帮忙做点别的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埃塔把咖啡壶端到桌上。她看见宫本把帽子放在膝盖上。卡尔是一个待客亲切的主人,但是他已经忘记那件事了,不是吗？这个日本人坐在这里,帽子藏在桌子底下,好像尿湿了裤子一样。

“卡尔,倒咖啡。”她大声说道。她坐下来,整理自己的围裙。她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放一会儿,”卡尔说道,“我们过会儿再喝。”

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小卡尔从厨房门口冲进来。他已经放学回家了。三点四十五分就已经到家了。他八成是跑回来的。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数学书,夹克上沾着青草渍,脸被风吹得通红,还有些微汗。她看得出来他饿了,这一点像他父亲,看见东西就吃。“储藏室有些苹果,”她说,“你去拿一个吃,卡尔。倒一杯牛奶,到外面去吃。这里有客人,我们在说话。”

“我听说了,”小卡尔说道,“我——”

他走进储藏室。手里拿着两个苹果走了出来。他走到冰箱那儿,拿出牛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他的父亲拿起咖啡壶,给宫本的杯子倒满,然后给埃塔倒,然后是自己。小卡尔看着他们,一手拿着苹果手拿着牛奶杯去了客厅。

“你去外面吃,”埃塔喊道,“不要在这儿。”

男孩走回来,站在门口。一个苹果已经被他咬了一口,杯子里的牛奶已经喝完了。他的个子差不多像他父亲一样高大了。他十八岁。很难想象他的块头有多大。他又咬了一口苹果,“天道在家吗？”他问。是的,他在家。”宫本回答道,“他刚回去。”他笑着说。

“我到你家去。”小卡尔说。他穿过厨房,把杯子放在水槽里。他砰的一声撞开厨房的门出去了。

“回来带上你的课本！”埃塔喊道。

男孩跑回来,上楼取了他的书。他走进储藏室,又拿了一个苹果，摇着手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我会回来的。”他喊道。

卡尔把糖罐子朝日本人面前推了推。“加点糖,”他说,“还有奶油,喜欢的话也来点儿。”

宫本点点头。“谢谢,”他说,“非常好。加点糖就行了。”

他加了半勺糖进去搅拌着。他小心翼翼地用完勺子,把它放在杯托上,然后便等在那里,直到卡尔端起自己的杯子,他才跟着端起杯子啜了一小口。“不错。”他说。他朝埃塔看了一眼,对她笑了笑——微微地一笑,点到即止。

“你的孩子现在长成大个子了。”他说。仍旧微笑着。然后他低下头。“我想把钱付清。还有两笔钱就都付清了。今天我带了一百二十美元。我——”

老卡尔摇着头。他放下咖啡,继续摇着头。“绝对不行,”他说,“绝对不行,全一。我们到时候把你的草莓收上来,到今年七月份看看收成再说。或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商量一下。或许……你们去哪儿？他们会给你工作做的吧。谁知道呢？去了就知道了。但是,关键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的积蓄拿走,全一。现在谈都不要谈这个。”

日本人把一百二十美元放在桌上——许多十元的,一些五元的,还有十张一元的；他把它们排成一个扇形。“请你收下这个,”他说,“我到了地方之后还会再寄给你。我还会付钱。可能钱不够,你还有今年七英亩草莓的收成。然后,十二月份的时候,还有一笔钱要付清。是不是？还有一笔。”

埃塔双臂交叠在胸前；她就知道宫本不会白白地把草莓给他们的！“你的草莓,”她说,“我们能收到多少钱呢？毕竟在七月份之前谁都不知道价格。好吧,就算你的草莓长势很好,就像你说的,种了两年了。一切顺利。我们找到人帮忙除草。没有沫蝉,光照很好,一切都好,草莓也结出来了,植株状态良好。那么,除去我们请人的钱、化肥的投入,你那些草莓兴许能值个两百块钱？那还得年成好、价钱好,一切都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假如碰到坏年成呢？或者一般的年成。草莓生了霉菌病,雨水太多,一堆麻烦的事儿——现在我们按一百美元,或许一百二十美元的草莓来算。好吗？然后呢？我告诉你吧。这还不够你那笔钱,二百五十美元。”

“你们拿上这个,”全一把钱摞在一起,推到她面前,“这是百二十美元。草莓算一百三十美元,这就够下一笔钱了。”

“还以为你要把这些草莓送给我们呢,”埃塔说道,“你来的时候不是说把草莓送给我们的吗？你不是说让我把它们卖给罐头厂,得到的钱让我们留下来的吗？现在你说它们要抵一百三十美元。”她伸手拿过他叠得整齐的那把钱,一边说一边数着,“那一百三十美元还指不定能不能拿到手,加上提早付款,本来七月付的钱提早到三月付,期间也有变数和风险吧？这就是你来这儿的打算？”

日本人定定地看着她。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碰他的咖啡。他的表情变得严肃、冷峻起来。她看得出来他很气愤,他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怒,不让它爆发出来。他很傲气,她想。我就要戳穿他,他还在假装。别来这一套,她心想。

埃塔不再数钱,把那沓钱放在桌上,重新双臂交叠在胸前。“再来点咖啡？”她问。

“不,谢谢你,”日本人答道,“请你把钱收下。”

卡尔的大手从桌上移了过去。他的手指按在钱上,把它推到日本人的咖啡面前。“全一,”他说,“我们不会收这笔钱的。不管埃塔怎么说,我们都不会收。她对你有些失礼,我为此向你道歉。”他看了看埃塔,埃塔也看着他。她知道他心里的感受,但是这无关紧要——她就是要让卡尔知道事情的真相,让他知道自己是怎样被人愚弄的。她是不会低头的。所以她也反盯着他看。

“对不起,”日本人说道,“非常对不起。”

“我们担心接下来的这个采摘季,”卡尔说道,“你们到了你们要去的地方就写信给我们。我们会把你的草莓收上来,然后回信给你,到候再作打算。我看,这事儿我们只能边走边瞧。无论如何,你都能把钱付清,或许在路上,长远地看,所有的事物都会按照本来应该的样子进行的。一切都会变成我们满意的样子。但是现在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我们现在不应该为了钱的事儿跟你喋喋不休。你现在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如果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全一。”

“我一准备好钱,”全一答道,“就想办法寄给你。

“好。”卡尔说着伸出了手。日本人伸出手与他握了握。

“谢谢,卡尔,”他说,“我会付钱的。不要担心。”

埃塔望着全一。她突然发现他几乎没有变老——她无比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十年来,他和他们在一块土地上劳动,他依旧眼神清流澈、后背挺拔、皮肤也不松弛、腹部平坦而结实。十年来他和她在同一块土地上劳动,而他一点儿也没有变老。他的衣服干净整洁,身姿挺拔,棕色的面孔看上去很健康。所有这一切都令他更加神秘,这是他和她的不同之处。他知道如何抵抗衰老,而她——埃塔却日渐疲惫和憔悴——这是他秘而不宣的东西,藏在他的面容背后。或许是日本宗教使然,她想,或者兴许是他的血统使然。一切似乎都无从知晓。

她站在证人席上,回忆起那天晚上小卡尔拿着一根竹钓鱼竿回到家的情景。她看到他进门的时候头发被风吹得蓬乱。他个头高大,年轻,像一只大丹犬,兴冲冲地走进她的厨房。她的儿子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儿了。

“瞧瞧这个,”他对她说,“宫本借给我的。”

她正在水槽边削着土豆皮,准备做晚饭。他开始跟她讲述。他说这是一根很好的钓鱼竿,用来钓海星简直易如反掌。这杆子是仁司先生用斯普利特竹子做的,箍圈光滑,用丝绸包裹着。估计他正盘算着带上这鱼竿,让埃里克·伊弗茨或者别的哪个朋友划着独木舟和他一起去约鱼呢。爸爸在哪儿？他迫不及待地想拿去给他看。

埃塔一边削着土豆皮,一边对儿子说着自己不得不说的话:把钓鱼竿还给日本人,他们欠我们的钱,拿了这根钓鱼竿就说不清了。

她回忆起当时她儿子看着她的神情。他一脸的不高兴,想把钓鱼竿藏起来。他那受了挫折的样子像是一个大块头的、步伐沉重的草莓农民——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他默不作声,脚像黏在了地上一般不肯挪动。这孩子说话像他父亲,行动也像他父亲,但是他眉毛很浓,耳朵小,眼睛中有些她的神韵。这孩子不完全是卡尔的。这也是她的孩子,她感觉到。

“你回去,马上把这个还给他！”她用削皮器指着他,又说了一遍。如今她站在证人席上,明白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感觉没错。小卡尔把钓鱼竿送回去了,几个月之后,他去打仗了,后来他又回家了,再后来那个日本男孩杀了他。她对他们的判断一直没有错；而卡尔,她的丈夫,是错的。

后来他们没有兑现他们的租金,她对阿尔文·胡克斯说。就是这样。根本没再见过他们。她后来把地卖给了奥莱·乔金森,把他们之前付的钱都寄到加利福尼亚。每一分钱都还给了他们。她在一九四四年的圣诞节搬到了友睦港。她本想,事情就这样结東了。但是,她这一次似乎犯了个错误:只要发生金钱上的关系,你就不可能跟一个人断去联系。因此,她告诉法庭,她的儿子是被宫本天道谋杀的。她的儿子死了,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