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霞小说

更高的规律 · 一

[美]亨利·戴维·梭罗2018年06月14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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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提着一串鱼,拖着钓竿穿过树林回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瞥见一只土拨鼠偷偷地横穿过我的小径,就感到了一阵奇怪的野性喜悦的颤抖,我被强烈地引诱了,只想把它抓住,活活吞下肚去;倒不是因为我那时肚子饿了,而只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野性。我在湖上生活的时候,有过一两次发现自己在林中奔跑,像一条半饥饿的猎犬,以奇怪的恣肆的心情,想要觅取一些可以吞食的兽肉,任何兽肉我都能吞下去。最狂野的一些景象都莫名其妙地变得熟悉了。我在我内心发现,而且还继续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对此许多人也都有过同感,但我另外还有一种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这两者我都很尊敬。我之爱野性,不下于我之爱善良。钓鱼有一种野性和冒险性,这使我喜欢钓鱼。有时候我愿意粗野地生活,更像野兽似的度过我的岁月。也许正因为我在年纪非常轻的时候就钓过鱼打过猎,所以我和大自然有亲密的往还。渔猎很早就把我们介绍给野外风景,将我们安置在那里,不然的话,在那样的年龄,是无法熟悉野外风景的。渔夫,猎户,樵夫等人,终身在原野山林中度过,就一个特殊意义来说,他们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在工作的间歇里比诗人和哲学家都更适宜于观察大自然,因为后者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前去观察的。大自然不怕向他们展览她自己。旅行家在草原上自然而然地成了猎手,在密苏里和哥伦比亚上游却成了捕兽者,而在圣玛丽大瀑布那儿,就成了渔夫。但仅仅是一个旅行家的那种人得到的只是第二手的不完备的知识,是一个可怜的权威。我们最发生兴趣的是,当科学论文给我们报告,已经通过实践或者出于本能而发现了一些什么,只有这样的报告才真正属于人类,或者说记录了人类的经验。

有些人说北方佬很少娱乐,因为他们公定假日既少,男人和小孩玩的游戏又没有像英国的那样多。这话错了,因为在我们这里,更原始、更寂寞的渔猎之类的消遣还没有让位给那些游戏呢。几乎每一个跟我同时代的新英格兰儿童,在十岁到十四岁中间都掮过猎枪;而他的渔猎之地也不像英国贵族那样地划定了界限,甚至还比野蛮人的都广大得多。所以,他不常到公共场所游戏是不足为奇的。现在的情形却已经在起着变化,并不是因为人口增加,而是因为猎物渐渐减少,也许猎者反而成了被猎的禽兽的好朋友,保护动物协会也不例外。

况且,我在湖边时,有时捕鱼,只是想换换我的口味。我确实像第一个捕鱼人一样,是由于需要的缘故才捕鱼的。尽管我以人道的名义反对捕鱼,那全是假话,其属于我的哲学的范畴,更甚于我的感情的范畴。这里我只说到捕鱼,因为很久以来,我对于打鸟有不同的看法,还在我到林中来之前,已卖掉了我的猎枪。倒不是因为我为人比别人残忍,而是因为我一点感觉不到我有什么恻隐之心。我既不可怜鱼,也不可怜饵虫。这已成了习惯。至于打鸟,在我那背猎枪的最后几年里,我的借口是我在研究飞鸟学,我找的只是罕见或新奇之鸟。可是我承认,现在我有比这更好的一种研究飞鸟学的方式了。你得这样严密仔细地观察飞鸟的习惯啊,就凭这样一个理由,已经可以让我取消猎枪了。然而,不管人们怎样根据人道来反对,我还是不得不怀疑,是否有同样有价值的娱乐,来代替打猎的;当一些朋友们不安地探问我的意见,应不应该让孩子们去打猎,我总是回答,应该,——因为我想起这是我所受教育中最好的一部分,——让他们成为猎者吧,虽然起先他们只是运动员,最后,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才成为好猎手,这样他们将来就会晓得,在这里或任何地方的莽原里并没有足够的鸟兽,来供给他们打猎的了。迄今为止,我还是同意乔叟【1】写的那个尼姑的意见,她说:

“没有听到老母鸡说过

猎者并不是圣洁的人。”

【1】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英国诗人。所著《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女尼的教士的故事》。

在个人的和种族的历史中还都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时猎者被称颂为“最好的人”,而阿尔贡金族的印第安人就曾这样称呼过他们。我们不能不替一个没有放过一枪的孩子可怜,可怜他的教育被忽视,他不再是有人情的了。对那些沉湎在打猎上面的少年,我也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们将来是会超越过这个阶段的。还没有一个人在无思无虑地过完了他的童年之后,还会随便杀死任何生物,因为生物跟他一样有生存的权利。兔子到了末路,呼喊得真像一个小孩。我警告你们,母亲们,我的同情并不总是作出通常的那种爱人类的区别的。

青年往往通过打猎接近森林,并发展他身体里面最有天性的一部分。他到那里去,先是作为一个猎人,一个钓鱼的人,到后来,如果他身体里已播有更善良生命的种子,他就会发现他的正当目标也许是变成诗人,也许成为自然科学家,猎枪和钓竿就抛诸脑后了。在这一方面,人类大多数都还是并且永远是年轻的。在有些国家,爱打猎的牧师并非不常见。这样的牧师也许可以成为好的牧犬,但决不是一个善良的牧羊人。我还奇怪着呢,什么伐木、挖冰,这一类事是提也不用提了,现在显然只剩下一件事,还能够把我的市民同胞,弗论老少,都吸引到瓦尔登湖上来停留整整半天,只有这一件例外,那就是钓鱼。一般说,他们还不认为他们很幸运,他们这半天过得还很值得,除非他们钓到了长长一串鱼,其实他们明明得到了这样的好机会,可以一直观赏湖上风光。他们得去垂钓一千次,然后这种陋见才沉到了湖底,他们的目标才得到了净化;毫无疑问,这样的净化过程随时都在继续着。州长和议员们对于湖沼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因为他们只在童年时代,曾经钓过鱼;现在他们太老了,道貌岸然,怎么还能去钓鱼?因此他们永远不知渔乐了。然而,他们居然还希望最后到天堂中去呢。如果他们立法,主要是作出该湖准许多少钓钩的规定;但是,他们不知道那钓钩上钓起了最好的湖上风光,而立法也成为钓饵了。可见,甚至在文明社会中,处于胚胎状态的人,要经过一个渔猎者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我一再地发觉,我每钓一次鱼,总觉得我的自尊心降落了一些。我尝试又尝试。我有垂钓的技巧,像我的同伴们一样,又天生有垂钓的嗜好,一再促使我钓鱼去,可是等到我这样做了,我就觉得还是不钓鱼更好些,我想我并没有错。这是一个隐隐约约的暗示,好像黎明的微光一样。无疑问的,我这种天生嗜好是属于造物中较低劣的一种;然而我的捕鱼兴趣每年都减少了一点儿,而人道观点,甚至于智慧却并没有增加;目前我已经不再是钓鱼人了。可是我知道,如果我生活在旷野中,我还会再给引诱去作热忱的渔夫和猎人的。况且,这种鱼肉以及所有的肉食,基本上是不洁的,而且我开始明白,哪儿来的那么多家务,哪儿产生的那个愿望:要每天注意仪表,要穿得清洁而可敬,房屋要管理得可爱而没有任何恶臭难看的景象,要做到这点,花费很大。好在我身兼屠夫,杂役,厨师,又兼那吃一道道菜肴的老爷,所以我能根据不寻常的全部经验来说话。我反对吃兽肉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它不干净;再说,在捉了,洗了,煮了,吃了我的鱼之后,我也并不觉得它给了我什么了不起的营养。既不足道,又无必要,耗资却又太大。一个小面包,几个土豆就很可以了,既少麻烦,又不肮脏。我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已经有好几年难得吃兽肉或茶或咖啡等等了;倒不是因为我找出了它们的缺点,而是因为它们跟我的想法不适应。对兽肉有反感并不是由经验引起的,而是一种本能。卑贱的刻苦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美;虽然我并不曾做到,至少也做到了使我的想象能满意的地步。我相信每一个热衷于把他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状态中的人,必然是特别地避免吃兽肉,还要避免多吃任何食物的。昆虫学家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我从柯尔比和斯班司【2】的书中读到,——“有些昆虫在最完美状态中,虽有饮食的器官,并不使用它们,”他们把这归纳为“一个一般性的规则,在成虫时期的昆虫吃得比它们在蛹期少得多,贪吃的蛹一变而为蝴蝶,……贪婪的蛆虫一变而为苍蝇之后”,只要有一两滴蜜或其他甘洌液体就很满足了。蝴蝶翅下的腹部还是蛹的形状。就是这一点东西引诱它残杀昆虫。大食者是还处于蛹状态中的人;有些国家的全部国民都处于这种状态,这些国民没有幻想,没有想象力,只有一个出卖了他们的大肚皮。

【2】柯尔比(William Kirby, 1759—1850)和斯班司(William Spence, 1783—1860)均为英国昆虫学家。两人合写了一部《昆虫学概论》(1815—1826),共四卷。后来,柯尔比还写了别的昆虫学著作。

要准备,并烹调这样简单、这样清洁,而不至于触犯了你的想象力的饮食是难办的事;我想,身体固然需要营养,想象力同样需要营养,二者应该同时得到满足,这也许是可以做到的。有限度地吃些水果,不必因此而替胃囊感到羞耻,决不会阻碍我们最有价值的事业。但要是你在盘中再加上一点儿的作料,这就要毒害你了。靠珍馐美味来生活是不值得的。有许多人,要是给人看到在亲手煮一顿美食,不论是荤的或素的,都难免羞形于色,其实每天都有人在替他煮这样的美食。要是这种情形不改变,我们就无文明可言,即使是绅士淑女,也不是真正的男人女人。这方面当然已提供了应当怎样改变的内容。不必问想象力为什么不喜好兽肉和脂肪。知道它不喜好就够了。说人是一种食肉动物,不是一种责备吗?是的,把别的动物当作牺牲品,在很大一个程度里,可以使他活下来,事实上的确也活下来了;可是,这是一个悲惨的方式,——任何捉过兔子,杀过羊羔的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能教育人类只吃更无罪过、更有营养的食物,那他就是人类的恩人。不管我自己实践的结果如何,我一点也不怀疑,这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人类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地进步到把吃肉的习惯淘汰为止,必然如此,就像野蛮人和较文明的人接触多了之后,把人吃人的习惯淘汰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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