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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 二

[美]亨利·戴维·梭罗2018年06月13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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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亨利写了好些悼念约翰的诗。在《哥哥,你在哪里》这诗中,他问道:“我应当到哪里去/寻找你的身影?/沿着邻近的那条小河,/我还能否听到你的声音?”答复是他的兄长兼友人,约翰,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们结了绸缪,他已以大自然的容颜为他自己的容颜了,以大自然的表情表达了他自己的意念……大自然已取走了他的哥哥,约翰已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从这里开始,亨利才恢复了信心和欢乐。他在日记中写着:“眼前的痛苦之沉重也说明过去的经历之甘美。悲伤的时候,多么的容易想起快乐!冬天,蜜蜂不能酿蜜,它就消耗已酿好的蜜。”这一段时间里,他是在养病,又养伤;在蛰居之中,为未来作准备,在蓄势,蓄水以待开闸了放水,便可以灌溉大地。

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说:“我必须承认,若问我对于社会我有了什么作为,对于人类我已致送了什么佳音,我实在寒酸得很。无疑我的寒酸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的无所建树也并非没有理由的。我就在想望着把我的生命的财富献给人们,真正地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制生命之蜜。我要阳光转射到公共福利上来。我没有财富要隐藏。我没有私人的东西。我的特异功能就是要为公众服务。惟有这个功能是我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是可以天真的,因而是富有的。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

恢复健康以后的梭罗又住到了爱默生家里。稍后,他到了纽约,住在市里的斯丹顿岛上,在爱默生弟弟的家里。他希望能开始建立起他的文学生涯来。恰恰因为他那种独特的风格,并不是能被人,被世俗社会所喜欢的,想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也很不容易,不久之后,他又回到了家乡。有一段时间,他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但很快他又放弃了这种尚能赢利的营生。

于是到了1844年的秋天,爱默生在瓦尔登湖上买了一块地。当这年过去了之后,梭罗得到了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允许,可以让他“居住在湖边”。终于他跨出了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1845年3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溶,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

7月4日,恰好那一天是独立日,美国的国庆,他住进了自己盖起来的湖边的木屋。在这木屋里,这湖滨的山林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并且梦想着,他独立地生活了两年又多一点时间。他记录了他的观察体会,他分析研究了他从自然界里得来的音讯、阅历和经验。决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并不是消极的,他是积极的。并不是逃避人生,他是走向人生,并且就在这中间,他也曾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投身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那发生于一个晚上,当他进城去到一个鞋匠家中,要补一双鞋,忽然被捕,并被监禁在康城监狱中。原因是他拒绝交付人头税。他之拒付此种税款已经有六年之久。他在狱中住了一夜,毫不在意。第二天,因有人给他付清了人头税,就被释放。出来之后,他还是去到鞋匠家里,等补好了他的鞋,然后穿上它,又和一群朋友跑到几里外的一座高山上,漫游在那儿的什么州政府也看不到的越橘丛中——这便是他的有名的入狱事件。

在1849年出版的《美学》杂志第一期上,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用的题目是《对市政府的抵抗》。在1866年(他去世已四年)出版的《一个在加拿大的美国人,及其反对奴隶制和改革的论文集》收入这篇文章时,题目改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此文题目究竟应该用哪一个,读书界颇有争论,并有人专门研究这问题。我国一般地惯用了这个《消极反抗》的题名,今承其旧,不再改变。文中,梭罗并没有发出什么政治行动的号召,这毋宁说正是他一贯倡导的所谓“更高的原则”中之一项。他认为政府自然要做有利于人民的事,它不应该去干扰人民。但是所有的政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更不用说这个保存了奴隶制度的美国政府了,因此他要抗议和抵抗这一个政府,不服从这一个政府。他认为,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抵抗的权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这篇《消极抵抗》的论文,首先是给了英国工党和费边主义者以影响,后来又对于以绝食方式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印度圣雄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与“非暴力主义”有很大的作用,对于1960年马丁·路德·金,在非洲争取民权运动也有很大的作用,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抗暴”的思想也有影响,以及对罗曼·罗兰也有一些影响。

梭罗是一生都反对蓄奴制度的,不止一次帮助南方的黑奴逃亡到自由的北方。在1845年的消极反抗之后,他还写过《麻省的奴隶制》(1854年)一文,他和爱默生一起支持过约翰·布朗。1859年10月,布朗企图袭击哈泼斯渡口失败而被捕,11月刑庭判处布朗以绞刑,梭罗在市会堂里发表了《为约翰·布朗请愿》的演说。布朗死后,当地不允许给布朗开追悼会时,他到市会堂敲响大钟,召集群众举行了追悼会。梭罗关于布朗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动都是强烈的政治言行。

这期间,梭罗患上了肺结核症,健康明显地变坏。虽然去明尼苏达作了一次医疗性的旅行,但病情并无好转。他自知已不久人世了。在最后的两年里,他平静地整理日记手稿,从中选出一些段落来写成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他平静安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死于1862年5月6日,未满四十五岁。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1849年自费出版了《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这书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木屋里著写的,内容是哥儿俩在两条河上旅行的一星期中,大段大段议论文史哲和宗教等等。虽精雕细刻,却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印行一千册,只售出一百多册,送掉七十五册,存下七百多册,在书店仓库里放到1853年,全部退给作者了。梭罗曾诙谐地说,我家里大约藏书九百册,自己著的书七百多册。

他的第二本书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勃特·路易斯·斯蒂文生的讥讽和批评。但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元月,却在《西敏寺周报》上给他以“深沉而敏感的抒情”和“超凡入圣”的好评。那些自以为是的,只知道要按照他们的规范,来规规矩矩地生活的人,往往受不了他们毫不理解的事物的价值,自然要把梭罗的那种有历史意义的行为,看作不切实际的幻梦虚妄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本书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业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一本独特的,卓越的名著。他一生所写的39卷手稿,是他的日记或日志,其中记录着他的观察、思维、理想和信念。他在世时的,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他去世后已收集、整理好,出版了的计有《旅行散记》(1863年)、《缅因森林》(1864年)、《科德角》(1865年)三种。他的全集出版有《梭罗文集》,有1906年的和1971年的两种版本。此外是他的日记,有《梭罗:一个作家的日记》、《梭罗日记》两卷本、《梭罗日记之心》的精选本等。

以上只是梭罗生平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下面再说一点他的这本书。

对于《瓦尔登湖》,不须多说什么,只是还要重复一下,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

自然颇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作者自己也说过,“请原谅我说话晦涩,”例如那失去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的寓言,爱默生的弟弟爱德华问过他是什么意思。他反问:“你没有失去吗?”却再也没有回答了。有的评论家说,梭罗失去过一个艾伦(斑鸠),一个约翰(猎犬),可能还失去了一个拉尔夫(栗色马)。谁个又能不失却什么呢?

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在白昼的繁忙生活中,我有时读它还读不进去,似乎我异常喜欢的这本书忽然又不那么可爱可喜了,似乎觉得它什么好处也没有,甚至弄得将信将疑起来。可是黄昏以后,心情渐渐的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见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了。

应当指出,这本书是一本健康的书,对于春天,对于黎明,作了极其动人的描写。读着它,自然会体会到,一股向上的精神不断地将读者提升、提高。书已经摆在读者面前了,我不必多说什么了,因为说得再好,也比不上读者直接去读了。

人们常说,作家应当找一个僻静幽雅的去处,去进行创作;信然,然而未必尽然。我反而认为,读书确乎在需要一个幽静良好的环境,尤其读好书,需要的是能高度集中的精神条件。读者最需要有一个朴素淡泊的心地。读《瓦尔登湖》如果又能引起读者跑到一个山明水秀的、未受污染的地方去的兴趣,就在那样的地方读它,就更是相宜了。

梭罗的这本书近年在西方世界更获得重视。严重污染使人们又向往瓦尔登湖和山林的澄净的清新空气。梭罗能从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这些生活之必需出发,以经济作为本书的开篇,他崇尚实践,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译者曾得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暨夫人鼓励;译出后曾编入《美国文学丛书》,1949年出了第一版。1982年再版时,参考了香港吴明实的版本。译文出版社在第二版的编审过程中,对译文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工作。对所有这些给过我帮助的人们,就在这里,深致感谢。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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