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会收到香港阿小的来信。那已经是他离开小镇的第三年，我已经进入高考的最后准备时期。

他拙劣地在信封上写着，某某中学，然后我的名字收。还好学校负责的收发阿姨，仔细地核了全校五千多个学生，才找到了我。当然，也可能是来自香港的邮戳起的作用。

他的字还是那么差，扭扭捏捏，但已经换成繁体字了：親愛的黑狗達！

好久不見。

我在香港一切很好。香港很漂亮，高樓大廈很多，有空來找我玩。

衹是我不太會說粵語，朋友不太好交，多和我來信吧，我找不到一個人說話。

我家換了地址，請把信寄到如下……我知道他在香港可能一切都很不好。我突然想象，在那个都是白衬衫、白牙齿的教室里，另外一群孩子高傲地看着他，悄悄地在他背后说乡巴佬。

我莫名其妙地难过。

拿着信，我去敲了乌惜家的门。这个阿小正在自己玩吉他。当时流行的一部香港电视剧里，主人公总在弹吉他，许多潮流男女都在学。

我拿出香港阿小的信给他看。

他愣住了，没接过去。

“他给你写信？”

我明白了，香港阿小没给他写信。

这个阿小抢过信，往旁边的炉子一扔。香港阿小的信，以及回信的地址就这么被烧了。

我才觉得，我太鲁莽太欠考虑了。

我知道，从此这两个阿小都和我离得更远了：一个收不到我的回信，肯定是责骂我扔掉我家的地址；一个从此会因为觉得自己受伤而更加疏远我。

高三的后半学期，整个学校像传销公司。

老师整天说，别想着玩，想想未来住在大城市里，行走在高楼大厦间，那里才好玩。他们偶尔还会举例：某某同学，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然后，他就住在北京了……口气笃定得好似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谁都没怀疑住在北京就是所有幸福的终点。整个高三的年段，也像是准备离开小镇的预备营地，许多人开始寄宿在学校，全心投入一种冥想状态。仿佛学校就是一艘太空船，开往一个更开明的所在。

我也是寄宿中的一员，全身投入这种冲刺中。直到高考最后一刻结束，回到家，母亲才叫我去探探阿小。

阿小骑着摩托车在海边狂飙，一不小心车歪了，他整个人被抛出去，头先着的地。那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总算奇迹般地抢救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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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他家，他还躺在床上，受伤的头部已经拆线，但可以看到，前额凹进去一块。他看到我惊恐的表情，开玩笑地说：“我牛吧，摔成这样，竟然没死，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就是难看了点，不过这样也好，这样出去，混江湖最容易了……”

两个月后，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学录取，离开小镇。我去向他告别，他当时已经开始和父兄去捕鱼了，只不过从此不骑摩托车，也蹬上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

阿小终于成了小镇上的渔民了。

兜兜转转，大学毕业后的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那个在想象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当然，此时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结束，而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偌大的城市，充满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我总会觉得自己要被吞噬，觉得人怎么都这么渺小。而在小镇，每个人都那么复杂而有生趣，觉得人才像人。

这个时候我才偶尔会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听说他娶了个老婆，很快生了个儿子，然后自己买了块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个庭院，里面还同样养了只狗。

我则每天忍受着颈椎病，苦恼着工作的压力和工作结束后的空虚。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过职业的成就感稍微缓解自己：我是个写字的人，在一家全球闻名的顶级杂志社工作，我的文章会被到处转载。

总有老家的朋友，从那听得到狗吠的小镇上打来电话，说你这小子混得不错。装模作样地相互吹捧下，挂下电话，迎接突然袭击而来的空虚感。

这个晚上，我习惯性地查阅自己博客的评论，意外地看到一条留言：你是黑狗达吗？小镇上的黑狗达吗？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电话我吗？我的电话号码是……是阿小。香港那个阿小。

说不上的犹豫感，我竟然拖了半个月没回电。我竟然有点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么样，无论好，或者不好，对我都是种莫名其妙的震颤。

半个月后，突然有个事情必须到香港出差。我把电话抄在纸上，还是没决定是否拨通这个号码。

事情忙完了，一个人瘫在宾馆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下了决心拨打出那串电话。

“喂？边个？”

“是阿小吗？”

“啊？”他愣了下，显然有点错愕。

“黑狗达！你在香港？你终于要见我啦！”

他竟然记得我的声音，可见香港的生活让他有多孤单。

和阿月姨拉着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一样，我竟然又紧张到全身是汗。坐在路边的茶餐厅里，我一直想象，他会是怎么样的？他应该长发飘逸，穿着入时，然后应该钉上耳环了吧？他应该终于可以打扮出他想成为的样子了吧？

阿小进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他。他的身体拉长了，五官却没怎么变，他剪着规矩的短发，但耳朵确实有曾经戴过耳环的样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背着一个不太搭配的帆布包。

他看到我，笑开了那嘴抽烟抽坏的牙齿，张开双臂，迎上来抱住我。

你当时怎么没回我信？他问。

我张了张口考虑是否要解释，终于还是放弃。

爱面子是没变的，当晚他坚持邀请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级酒吧。透过窗子，是维多利亚的璀璨夜景。

适当的怀旧后，我终于忍不住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这么好！”

“做什么工作？”

他用手摇了摇酒，支支吾吾。仿佛下了很大决心，终于说：“我在安装防盗门。”

然后马上补充：但我是高级技工，一个月能拿一万二港币。

我不知道如何把话进行下去了。一种找不到话题的恐慌感，在彼此心内滋长。

他很努力，自嘲地讲到了在香港被同学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对城市生活的厌恶，以及父母生意的失败。

“你知道吗，我竟然觉得，那个我看不起的小镇才是我家。”说完他就自嘲起来了，“显然，那是我一厢情愿。我哪有家？”

我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太多故事：为什么没有家？他父母呢？

但我也意识到，这显然是他不愿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点多，他说自己要赶公车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车站。

车站早已经排了长长一队，有打着领带穿着廉价西装的，有穿着电器行标志的服饰的，有别着美发屋样式的围裙的……临上车了，他突然说，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继续聊天，我们太久没见了，通宵聊聊天不过分吧？

我想了想，答应了。

车的站牌上写着通往天水围，我知道天水围于香港的意义。一路不断闪过高楼大厦，他兴奋地和我一个个介绍，也顺便讲述了发生在其间的自己的故事。

车继续往城外开，灯火慢慢稀疏。

“快到家了。”他说。

然后车开上一座长长的斜拉桥。

“这桥叫青衣大桥，是全亚洲最大的铁索桥。我每天坐车都要经过。”

“这样啊。”我礼貌性地点点头。

他望着窗外的桥，像自言自语一样：“我来香港第三年，父亲查出来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筑公司不得不停了，父亲到处找医院医病，本来还有希望，结果哥哥怕被拖累，卷着家里的钱跑了。我和母亲只好卖掉房子，继续给父亲医病。有一天，他自己开着车来到这里，就从这里冲下去了。我现在要挣口饭吃，还要从这经过。”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接着自言自语：“城市很恶心的，我爸一病，什么朋友都没有了。他去世的时候，葬礼只有我和母亲。”

“呵呵。”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自己轻轻笑了一下。

我张了张口，尝试说点什么。他显然感觉到了。

“我没事的，其实可搞了，香港报纸还有报道这个事情，我家里保留着当天的报纸，是头版头条，你相信吗？”他转过头来，还是微笑着的脸，但脸上早已经全是泪水。

车依然在开，那座桥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桥上一点一点的灯影，快速滑过，一明一灭，掩映着车里晃动着的疲倦人群。

大部分人都困倦到睡着了——他们都是一早七点准时在家门口等着这车到市区，他们出发前各自化妆、精心穿着，等着到这城市的各个角落，扮演起维修工、洗碗工、电器行销售、美发店小弟……时间一到，又仓皇地一路小跑赶这趟车，搭一两个小时回所谓的家，准备第二天的演出。

他们都是这城市的组成部分。而这城市，曾经是我们在小镇以为的，最美的天堂。他们是我们曾经认为的，活在天堂里的人。

阿小转过头去，拉开车窗，让风一阵一阵地灌进来。我突然想起远在老家，已经又敢重新开摩托车的那个阿小。

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在海边布好了明天的网线，骑着摩托车沿着堤岸往回赶。家里有房子、妻子和儿子。听说他也养了只黑狗，那黑狗会在他还没到巷口的时候，就欢快地跑出来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