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天，读高三的米娅申请了纽约美术学院，申请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镇子附近的一座废弃建筑中拍摄的一组照片。趁感光剂没有干透的时候，她拿湿布擦拭相纸表面，用针尖刮去照片中的图像，只留下像针一样细的白色线条，营造出一种翻转过来的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灵在废弃工厂门外的台阶上徘徊，杰米森汽修厂的液压起重机顶部停着一台只有轮廓的轿车，两个幽灵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沃伦曾经仔细打量照片中的这两个小孩，发现其中一个头顶翘起一撮头发，很像他本人，另外那个脖子上系着丝巾，应该是米娅，丝巾上挂着的相机很沉，压得她的腰稍微有点儿弯。虽然两人不曾有过这样的合影，但这幅作品让人觉得他俩经常在这座公园里的煤渣山上玩，仿佛将姐弟俩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过去的时光。“等他们把照片寄回来，可以把这一张给我吗？”他问。

两人的父母却不觉得这些照片——还有米娅的其他作品——多么有魅力，他们甚至不把女儿所做的事称为“工作”或者“艺术”，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他们是中产阶级，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产阶级城镇住了一辈子。在他们眼中，“工作”是一种务实的行为，目的是修复或者制造有用的东西，假如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用，那就没有做这件事的必要。因此，所谓“艺术”是有钱有闲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不过是一种奢侈的消遣。其实，也不能为此责怪她的父母，赖特先生的本职是修理工，一手创办了赖特维修公司，有时给教堂修理屋檐（一窝松鼠在教堂房顶挖洞，碰掉了一块屋檐板），有时为邻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锈的U形管。赖特太太在医院做护士，职责是数药片、抽血、换便盆，最熟悉的莫过于值夜班和两班倒。他俩都是长期劳作的人，攒下的钱用来还房贷和两辆别克的车贷，还得养育儿女，对于两个孩子，赖特夫妇可以自豪地说，姐弟俩什么都不缺，更难得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宠坏。

可现在米娅却变成这样。她在地板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先给沃伦照一张全身相，然后把他的形象剪下来，贴在旧鞋盒的表面，做成立体模型，把模型摆在一圈橡果中间，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围的小矮人。这样的创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认为不值得女儿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有时赖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还没有脱，手上的油污也没来得及洗，米娅就跑过去恳求父亲给她几美元买胶卷，嘴里说着“我会还你的，我保证”，可实际上她却很少还钱。母亲给她钱买新校服，米娅会把旧衣服上的破洞补好，省下这些钱买胶卷，穿着因为身高增长而短得过分又洗得发白的裙子到处跑，拍摄更多的照片。虽然在汽车餐厅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但米娅不会用赚来的钱买衣服或者二手车，而是攒下来买摄影器材，买的相机也很奇怪，家里的其他人根本不会用——每当米娅给他们讲解使用原理，他们会立刻失去兴趣。不过，高三时，米娅倒是给一家四口拍过一张全家福，她母亲给照片镶框，挂在起居室的墙上。尽管如此，看到装在旅行袋里像公文包那么大的那台相机，父母还是会觉得失望：花了那么多的钱，就买来一件这么小的东西。

正如前面说的，也不能怪米娅的父母不理解她。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他们的父母则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连发了霉的食物都不舍得扔，他们本人则记得破布条可以变为军用物资，罐头盒和废铁能制作成子弹和炸弹壳。“务实”一词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什么都不浪费，尤其是不浪费时间。

所以，在申请大学方面，他们希望米娅选择一所传授实用知识的高校，比如匹兹堡大学或者宾州州立大学，学习商科或者酒店管理。他们以为女儿的摄影爱好只是青春期的心血来潮，早晚会失去兴趣。赖特夫妇觉得学艺术就是浪费钱，所以，假如米娅选择了美术学院，他们不会为女儿支付学费，她得自己想办法。米娅的父母坚信，自己的做法并非小气，而是理智——通过经济威胁，他们希望女儿放弃学艺术的想法。父母告诉米娅，他们并没有生气，但学艺术完全是浪费时间，他们对她很失望，所以不打算为她交学费。“我们把你养大，是为了让你变得更聪明的。”她母亲怨怼地说。

米娅伤心地听着，但父母的反应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早就知道他们不会赞成。十八岁以前，他们纵容她沉迷于自己的兴趣，而成年之后就不一样了，父母期望她变成熟，抛弃幼稚的想法，不再任性。米娅觉得，假如父母全力支持她学艺术，这才是怪事。好在纽约美术学院对她提交的申请材料印象十分深刻，愿意为她提供奖学金，她还可以做些兼职赚钱。听了女儿的计划，父母面面相觑，知道女儿无论如何都不会听劝，只好沉默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米娅去纽约上大学的前一周，沃伦出现在她的房间门口。

“我一直在想，”他说，看到沃伦一本正经的表情，米娅差点儿笑出声来，只见他从裤子后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我认为你应该拿着这些，应该足够支付大部分学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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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车了，小鹌鹑？”米娅问。沃伦一直在攒钱买车，经过认真研究，他决定买一辆大众“兔子”。她没料到沃伦会选择这样的车，还以为他会买特兰斯-艾姆或者雷鸟那一类型的——华而不实但是有趣。可当时每加仑的油价已经涨到1.1美元，“兔子”的油耗小，他能负担得起，而且广告上也承诺说，这种车跑三十八英里才会消耗一加仑汽油。现在沃伦竟然也沾染了务实精神，知道精打细算了，米娅觉得很有意思。

她攥住他拿着钞票的手，轻轻推到一边。“去买你的车吧，小鹌鹑，”她说，“等我回家时，你可以开着它去车站接我。”

米娅乘坐“灰狗”长途汽车前往费城，然后转车到纽约，只带了一箱衣服和一台相机。在学校的公告板上，她找到一条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出租信息，房子离学校不远，而且她可以和另外两个女孩合租。她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厅找了个服务生的工作，同时也在苏荷区的迪克布里克画材商店做服务员。她来到西十七街的摄影器材店，用最后一点积蓄买了胶卷和纸张，男店员头上的犹太小帽令她很是好奇。带着这些装备，她开始学习各种课程：初级人物画、初级光影与颜色、初级艺术鉴定、艺术批评导论，还有——最令她激动的——摄影学导论，授课教师是著名的波琳·霍桑。

事实证明，虽然反对女儿学艺术，但父母无意间引导女儿养成的习惯，让她非常适应美术学院的学习生活。

米娅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赶到餐厅上班，给赶地铁的上班族顾客送咖啡，从厨房里端出来的热盘子在她的小臂上烫出弧形的伤疤。她做护士的母亲在医院照顾病人时，喜欢边干活边陪他们聊天解闷，哪怕在两班倒的时候也不会冷落他们，和病人们谈论他们的女儿最近参加的舞蹈表演，儿子如何开车闯祸，分享宠物的趣事——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米娅也从母亲那里学来了这种一心多用的本领：记得谁的咖啡加奶，谁的加糖，谁喜欢吃鸡蛋配番茄酱，谁不吃面包皮，下次这样的顾客来餐厅时，会惊喜地发现米娅贴心地帮他们把面包皮切掉了。她学会了如何预估别人的需要：就像她母亲知道什么时候该给病人注射吗啡或者清空便盆那样，米娅知道什么时候该给顾客的咖啡续杯。通过察言观色，她看得出哪些顾客赶时间，哪些想要多坐一会儿，从而知道什么时候该走过去帮他们买单。正因如此，上班族们都很喜欢她，总是多给她小费，有时甚至额外给到五美元。趁经理不注意，她也会溜进厨房，吃没卖掉的食物，而不是把它们丢掉——这是她的早餐。

早班结束后，她走进员工浴室，换下工作服和围裙，卷好后才塞进背包，这是为了防止它们起皱，因为她没有熨斗，这样处理可以帮她省下洗衣熨衣的钱。然后她会穿着牛仔裤和T恤去上课。

从她父亲那里，米娅学会了给汽车换机油，给灯座接线，使用凿子和锯子——而且达到精通的水平，与专家无异。她知道如何恰到好处地切割电线和金属板，如何把铜管弯曲成精确的角度。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和布打交道——从轻薄的纱布到厚重的帆布——如何充分利用它们的柔软度、强度和延展度，如何适当地使用剪裁工具，如何避免在布料上留下处理的痕迹。所以，在课堂上，老师要求他们用金属材料制作椅子时，米娅已经知道如何把椅子做得更加坚固；老师要求学生加工布料时，她知道——只需感受一下布料的材质——怎样将柔软的纤维转变成六英尺高的“树木”，连老师都佩服她的手工技艺。米娅知道如何控制颜料的浓稠度，让它既能毫无阻碍地流动，又能像黏土一样牢固地与画布黏合。在人物绘画课上，当模特解开腰带，脱下浴袍之后，米娅是唯一一个没有脸红马上投入工作的学生，她的素描准确地捕捉到模特修长的四肢和身体的曲线：这得益于她在医院给母亲帮忙的时候，早就见过许多病人的裸体。

下午三点，当天的课程结束之后，她继续回去工作——每个星期到迪克布里克上两次班：卖画材给和她差不多的艺术生，帮库房补货。她会和高年级学生讨论艺术，他们会告诉她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什么比起画笔更喜欢刀子——或者比起油性颜料更喜欢丙烯，比起柯达更喜欢富士胶卷。在库房里，她的老板——他有个女儿与米娅同龄，所以很照顾这个身兼数职赚取房租的女孩——允许米娅拿走那些搬运时不慎折断的铅笔和油画棒、破漏的颜料、磕碰出凹痕的笔刷。米娅把这些不能再出售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拿回家，修好了再用：破碎的画布可以拿胶带粘好，笔杆儿上的裂痕用砂纸磨掉，两截折断的铅笔可以绑在一起，通过这些办法，她得到了不少免费的材料。

每星期有三个晚上，米娅会乘地铁前往第116街，换上与餐厅不同的工作服，在哥大附近的一家酒吧做侍应生。来酒吧的大学生要么傲慢得令人反感，要么猥琐得让人讨厌，而且越到深夜越放肆，但他们都会给她小费。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下来，她围裙口袋里的小费能达到三四十美元。她会捡拾顾客吃剩的汉堡、薯条和小菜当晚餐，把挣到的所有现金塞进牛仔裤口袋。

就这样，她熬过了大学的第一年，甚至在付清房租之外存下了一点钱。每次往家里打电话，她和她父母彼此间的措辞都格外客气，仿佛为了表明互相之间并无恶意，父母会礼貌地问她学业如何，然后（可能是真心也可能是假装地）对她的回答表现出兴趣。沃伦问米娅去了美术学院之后是否觉得后悔——姐弟两人中，他是个性格被动的乐天派，而米娅是个主动好强、雄心勃勃的规划师。

“不后悔，绝对值得。”她向他保证，然后给他讲了许多班级里的事，她研究了哪些画作、最喜欢什么作品，以及她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晚上熬夜的真正原因：为了成为摄影师。

谈到波琳·霍桑时，从米娅的语气里可以听出，她崇拜波琳的才华和献身艺术的决心。波琳的第一节摄影课上，学生们坐得笔直，每人面前的桌上都放着一台35毫米相机和两本笔记本——这是波琳要求的。上课铃响起，波琳大步走到教室后侧，关掉电灯，她并没有自我介绍，而是打开了幻灯机。摄影师曼·瑞的作品出现在幕布上：一个性感女人，背部变形为一把大提琴，琴上的两个F形音孔是彩色的。房间里鸦雀无声。五分钟后，大提琴女郎换成了安塞尔·亚当斯的风景照——耸立在纯白色湖面上的麦金利山。还是没有人说话。波琳再次按下按钮：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干旱地区的女人》出现在幕布上，女人的头发位于阴影区域，嘴角微微翘起，似乎在笑。整整两个小时里，幕布上的照片不停变换，学生们把各种风格的作品快速浏览了一遍，但没有多少时间细看（波琳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米娅早已在图书馆见过这些照片，每一张她都熟悉，在投影幕布上再次看到，她对照片中的人物更是产生了一种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