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式有时兴，又有时不兴，我们因为那个，往往赔钱，赔不少的钱，”欧摩先生说。“不过样式也和人一样，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兴，为什么兴，怎么兴；也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又不兴了，为什么又不兴了怎么又不兴了。我总觉得，要是你对于事情，都这样看法，那你就可以看出来，什么事儿都和人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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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正满怀悲哀，不顾得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即便不是那个时候，可能在任何别的时候，那个问题，也都不是我所能了解的。欧摩先生给我量完了尺码以后，又把我带回了起坐间；只见他从前柜走到起坐间，一路都喘做一团。

一个门后面，有几磴台阶，陡得要把人的腿都摔折了，他现在对着那几磴台阶喊道：“把茶和黄油面包拿来。”他喊了这一声以后，我还是坐在那儿，眼睛瞧着四外，心里琢磨着心事，耳朵听着屋里缝衣服嗖嗖的针线声和小院子那面儿梆搭梆的锤子声；这样过了一会儿，茶和黄油面包用一个盘子盛着端来了，原来是为我预备的。

“我早就跟你认识了，”欧摩先生说，说的时候，先看了我一会儿，在那一会儿的工夫里，我对于早饭，并没怎么动，因为我看到那些黑色的东西，胃口早就没了。“我的小朋友，我很早就跟你认识了。”

“是吗，先生？”

“不错。你生下来以后，我一直地就跟你认识，”欧摩先生说，“我也可以说，你还没生下来，就跟你认识了哪。我没认识你以前，就认识你父亲了。他的个儿是五英尺九英寸半高。他葬的那块坟地是二十英尺长、五英尺宽。”

“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从院子那面儿传来。

“他葬的那块地，是二十英尺长、五英尺宽，那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欧摩先生兴致很好的样子说。“那大概是你父亲的遗嘱，再不就是你母亲的安排，我忘了是哪一样了。”

“你知道我那个小弟弟现在怎么样了吗，先生？”我问他。

欧摩先生直摇头。

“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

“他这阵儿躺在你母亲怀里了，”他说。

“哎呀，可怜的小宝宝！他也死了吗？”

“没有办法的事，顶好不要瞎操心，”欧摩先生说。“不错，那个娃娃也死了。”

我一听这个消息，又悲从中来。我把几乎一点儿都没动的早饭撂在那儿，跑到屋子的角落那儿另一张桌子前面，把头趴在桌子上，敏妮一见，急忙把那个桌子上的东西统统拿开了，怕的是我的眼泪会把放在那上面的孝褂子弄脏了。敏妮是一个模样很好看、脾气很柔和的姑娘，她很疼我的样子，轻轻地用手把我的头发替我从眼睛那儿撩开了；但是，她因为她的活儿能在预定的时候就做完了，觉得非常高兴，所以她的心情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一会儿，梆搭梆的声音停止了，一个长得很清秀的青年，穿过院子，进了起坐间。他手里拿着一个锤子，嘴里叼着好些小钉子。他得先把钉子从嘴里掏出来，才能说话。

“啊，周阑！”欧摩先生说，“你的活儿做得怎么样啦？”

“很顺手，”周阑说。“都完了，老板。”

敏妮脸上微微一红；另外那两个女孩子，就互相看着，微微一笑。

“怎么！那么，那是昨儿晚上，我上俱乐部的时候，你点着蜡烛打夜作来着了？是不是？”欧摩先生说，同时把一只眼睛一闭。

“不错，”周阑说。“因为，你不是说，做完了，我们一块儿走一趟吗，敏妮和我——还有你，一块儿走一趟吗？”

“哦！我还只当是你们要把我完全甩开了哪，”欧摩先生说，同时大笑，一直笑得都咳嗽起来了。

“你既是那样好，答应了我们那样办，”那个青年接着说，“所以我就拼命地干起来。你去瞧一下，瞧我做得怎么样，好不好？”

“好，”欧摩先生说，一面站起身来。他刚要走，又站住了，转身对我说，“我的亲爱的，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一看你——”

“别价，爸爸，”敏妮拦挡他说。

“我本来想，看一看好玩儿，我的亲爱的，”欧摩先生说。“不过我想也许还是你见的对。”

我现在说不上来，我当时怎么知道，他们去看的是我那亲爱的、亲爱的母亲的棺材。我从来没听见过做棺材的声音，也不记得看见过棺材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听到那个梆搭梆的声音，我却知道那是干什么的。那个青年进了起坐间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也知道他都干什么来着。

现在活儿做完了，那两个女孩子（她们叫什么，我还没听见）把她们的衣服上沾的线头儿、布尖儿都刷掉了，然后去到前柜，把前柜收拾整齐了，等着有主顾来。敏妮没和她们一块儿到前柜去。她留在后面，把她们做的活儿先叠起来，然后又把活儿装在两个篮子里。她装的时候是跪着的〔3〕，一面嘴里哼着轻快、生动的小曲儿。周阑（我当时就知道，他毫无疑问是敏妮的情人）又进了屋里，趁着敏妮正忙乱的时候，冷不防吻了她一下（他对我毫不在意），跟着说，她父亲套马车去了，他得快点儿去做准备，说完了就出去了。她跟着就把顶针儿和剪子放在口袋里，把穿着一根黑线的针仔细地绾在袍子的前襟上，照着门后面的一面小镜子，把外面穿的衣服很俏利地穿上。我从镜子里，看到她满面春风的样子。

〔3〕 英、美人习惯于跪，为的免得弯腰。

我看这些光景的时候，都一直坐在角落上那张桌子旁边，用手扶着脑袋，心里想这个，想那个。马车一会儿开到铺子的门前了。他们先把篮子放到车上，跟着又把我扶到车上，然后他们三个也上了车。我记得，这辆车，一半像轻便的马车，一半像运钢琴的笨车，涂的是惨淡的黑色，用一匹尾巴挺长的黑马拉着。我们都坐在车上，地方还很宽绰。

我现在觉得，我和他们一块儿坐在车上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现在对于人生也许更了解一些，不至于再觉得那样奇异了），因为，我记得他们刚刚做的是什么活儿，而他们那阵儿坐在车上，却会那样兴致勃勃。我当时并没生他们的气，我只是怕他们，好像他们这群人，在天性方面，和我绝无共同之处，而我却误落到他们中间。他们都很高兴。那个老头儿坐在前面赶车，那一对青年男女就坐在他后面；每逢他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往前探着身子，一个探到他那副面团团的大脸的左面，一个探到他那副大脸的右面，使劲儿地捧他。他们本来也想跟我谈话来着，不过我却不招揽他们，只愁眉苦脸地坐在一个角落那儿，看着他们两个那样打情骂俏，欢畅快乐（虽然不到吵吵闹闹的程度），暗暗吃惊，心里还几乎纳闷儿，不明白，他们的心那样狠，为什么却没遭到报应。

这样，他们停车喂马，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乐他们的。我对于吃的喝的，却一点儿也没碰，而一直地持斋守戒。这样，车刚到了我们家，我就从车后面急忙溜下去了，为的是，在那几个肃静的窗户前面（这几个窗户，从前像亮晶晶的眸子，现在却像瞎了的眼睛，瞧着我），我不要和他们在一块儿。唉，看见了我母亲那个卧室的窗户，看见了她隔壁那个卧室的窗户（当年过得美好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卧室），哪里还用再想什么别的叫我难过的情况，才能掉下泪来呢？

我还没走到屋门，就倒在坡勾提怀里了。她把我领到了屋里。她刚一见我的时候，忍不住一下哭起来了，不过一会儿就止住了悲痛。她说话老是打着喳喳儿说，走路也老是轻轻地走，仿佛怕把死者搅扰了似的。我看出来，她好久没睡。她现在夜里仍旧不睡，守在死者的旁边。她说，只要她这个可怜的、亲爱的乖乖还没下葬，那她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她。

枚得孙先生在起坐间里。我进了起坐间，他一点也没理我。他只坐在壁炉前面不出声儿地掉眼泪，在带扶手的椅子上想心事。枚得孙小姐就坐在写字台那儿，忙着写这个，写那个。写字台上满是信件和单据。她见了我，只把她那冰冷冷的手指甲伸给了我，同时，用铁石一般的坚定语音，打着喳喳儿问我，孝褂子量好了尺码没有。

我说，“量好啦。”

“还有你的衬衣什么的，”枚得孙小姐说，“你都带回来啦没有？”

“带回来啦，小姐。我把我的衣服都带回来啦。”

我从她的坚定里所得到的安慰，就尽于此。我现在毫不怀疑，有那样一个机会，能让她把她所谓的自制坚定，所谓的心性顽强、洞达情理，把她所有那一套讨人嫌憎、可恶可恨的品质，显露一番，她真觉得是她的赏心乐事呢。她对于自己办事的才干特别得意。她现在把一切都化为笔和墨的勾当，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来显露她的才干。在那天剩下的工夫里，以及以后的每一天，从早晨到晚上，她始终没离开那个写字台，心神泰然，用一支硬笔沙沙地写字，不动声色地对所有的人低声说话，脸上的筋肉从来没松过一下，说话的口气从来没柔和过一次，身上的衣服从来没乱过一丁点儿。

她的令弟有的时候，手里拿起一本书来，好像要看，但是我却没看见他真看过。他也把书打开，往书上看，好像在那儿读；但是却整整一点钟，都从不翻一页，于是又把书放下，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我老把两只胳膊叉在一块儿，坐在那儿，一点钟一点钟地瞧着他，一点钟一点钟地数他走的脚步。他很少有和他令姐说话的时候，更没和我说过话。在那一所静悄悄、死沉沉的房子里，除了钟以外，他好像是唯一不得安静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