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费尔明娜·达萨先是好几天都没有从丈夫的衣服上闻到那种气味，然后突然又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它。之后一连几天，那种味道都前所未有地强烈。其中有一天还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聚会，他和她片刻也没有分开过。终于，一天下午，她违背自己的习惯与意愿，走进丈夫的书房，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女人在做一件她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试图破解他最近几个月错综复杂的出诊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这间书房，空气中充斥着杂酚油的气息，到处塞满了用不知名的动物皮装裱的书籍、模糊不清的校园合影、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等高仪和千奇百怪的匕首。这是一块秘密的圣地，一直被她视为丈夫唯一的私人领地，她从不涉足，因为这里与爱无关，少有的几次进入都是和丈夫一起，而且每次都是为了处理短暂的事务。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为了进行在她看来有失体面的搜查。但她还是进来了。她想找到真相，心里既焦灼又恐惧，两种感觉几乎不相上下。她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劲风所驱使，这风比她与生俱来的高傲，甚至比她的尊严都更强烈：一种教人心碎的折磨。

她什么也没有查清楚，因为除了两人共同的朋友，丈夫的其他病人也是他与世隔绝的王国的一部分。那些人没有注明身份，辨认他们不是通过面孔，而是通过病痛，不是通过眼睛的颜色或者心声，而是通过肝脏的大小、舌苔的情况、尿液中的凝结物，以及他们夜间发烧时的幻觉。这些人相信她的丈夫，相信他们是因他而活，而事实上，他们是为他而活，最终，他们被归结为他亲笔在诊断证明书上写下的一句话：安息吧，上帝在门口等着你。经过两小时徒劳无功的搜查，费尔明娜·达萨离开了书房，觉得自己一时鬼迷心窍做出了不光彩的事。

在幻想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闪烁其词，在餐桌和床上都欲·望不振，容易发火，而且言辞刻薄，在家的时候也不如原来那样平和，而是像一头被关在笼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头一遭开始留意他晚回家多长时间，甚至精确到分钟。她对他说各种谎话，想骗他道出实情，过后又因为矛盾挣扎而痛苦万分。一天晚上，她被幻觉惊醒，看到丈夫正在黑暗中用仇恨的目光盯着自己。她不寒而栗，就像年少时曾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她的床脚一样，只不过后者的出现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更何况，这次根本不是幻觉，事实是，她的丈夫凌晨两点还醒着，从床上坐起身来，注视着熟睡的她。可当她问丈夫怎么回事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脑袋放在枕头上说：

“一定是你在做梦。”

这晚之后，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费尔明娜·达萨已经分不清现实在何处结束，梦幻又在何处开始。恍惚间，她觉得自己就要疯了。最后，她突然发现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丈夫居然没有领圣体，最近几周的星期日也都没有领，更没有腾出任何时间来进行灵修，反省这一年的生活。当她问他这些信仰生活中不同寻常的变化究竟是何原因时，得到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自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他从没有在如此重要的日子里不去领圣体。于是，她意识到丈夫不仅犯下了致命的罪过，而且下定决心执迷不悟，因为他甚至都没有去找过忏悔神甫寻求帮助。她从未想过自己竟会为某种与爱情完全相悖的东西备受煎熬，可目前状况的确如此。她下了决心，唯一能让自己免于痛苦而死的办法就是在正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样做了。一天下午，就在丈夫快要结束午睡后的例行阅读时，她坐到露台上去补袜子。突然，她放下手中的活儿，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带丝毫强硬迹象地对丈夫说：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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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沉浸于那个时期人人都在读的小说《企鹅岛》中，没有回过神来，只应了一声：“嗯。”[1]她没有放弃，继续道：

“你看着我的脸。”

[1] 原文为法语。

他照她说的做了，透过老花镜的一片迷雾看着她。虽看不清楚，但他无需摘下眼镜，便能感受到她炙热的目光灼烧着他。

“出什么事啦？”他问。

“你应该比我清楚！”她回答。

她什么也没有再说，把眼镜从额头上放下来，继续补袜子。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久以来的焦虑就此结束了。与他预想的形式相反，这并不是一次心灵的地震，而只是平和的一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迟早都要发生，那么晚来不如早到，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早已进入这个家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在四个月前认识她的，当时她正在仁爱医院的门诊候诊。见到她的那一刻，他便知道一件无可挽回的事终于在自己的命运中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个子很高，仪态优雅，骨骼宽大，皮肤的颜色像蜜一样，质地也像蜜一样柔软。那天早上，她穿着一身红底白点的衣服，帽子也是同样颜色，帽檐很宽，阴影一直遮到眼睛，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更具性的蛊惑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平时是不接门诊的，不过有空时常会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说，任何药物都比不上一次正确的诊断。于是，他设法让自己在这个不期而遇的混血女人接受检查时在场，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觉得他的任何一个表情有什么异常。他几乎没有看她，却把有关她的信息一一记在心里。那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他让车夫从她问诊时提供的地址前经过。她果然在那里，正在露台上乘凉。

那是一座典型的安的列斯式的房子，整体都漆成了黄色，连锌皮屋顶也是黄色的，窗子是粗麻布的，门廊里吊着一盆盆康乃馨和蕨类植物。房子坐落在滨海的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建在木桩之上。屋檐下挂着个笼子，一只黄鸟在里面歌唱。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一拥而出的孩子们迫使车夫收紧了缰绳，以免让马受惊。很幸运，芭芭拉·林奇小姐刚好在这个时候认出了医生。她用老友的手势向他打招呼，邀他进去喝一杯咖啡，等纷乱的人群过去之后再走。他一反平日不喝咖啡的习惯，高兴地一边喝一边听她介绍自己。那是自那天早上以来他唯一感兴趣的事，也是之后几个月里占据他全部注意力、扰得他片刻不得安宁的事。刚结婚时，曾有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遭遇一段疯狂的激情，使他们婚姻的稳固受到威胁。而当时他自认为十分了解自己，对内心坚实的道德根基也把握十足，对此预言只付之一笑。现在倒好：他果真处在了这样的境地。

芭芭拉·林奇小姐是一位神学博士，是受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拿坦·B·林奇的独生女。这位牧师又黑又瘦，经常骑着一头骡子到海滨沼泽区的贫穷村落去宣讲众多上帝中的某一位的福音，而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来，与他的上帝相比，其他这许多位上帝在书写时只能用小写。芭芭拉·林奇讲得一口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句法偶尔不通，但这种小小的磕绊反而令她别具韵味。到十二月，她就年满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她和他一起度过了两年糟糕的婚姻生活，因此再没有一点儿想重蹈覆辙的愿望。她说：“我只爱我的小黄鸟。”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太过严肃，竟没有听出她的弦外之音。相反，他迷茫地问自己是否这所有的便利条件都是上帝的一个圈套，为的是以后连本带利地向他讨还，但随即他又把这个想法从头脑里清除出去，认为这纯粹是自己在困惑之中的胡思乱想。

就要告别时，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检查，他知道，对于病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谈论病情更让他们感兴趣的了。说起自己的病，她滔滔不绝，于是，他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再到这里来，给她做一次更为详细的检查。她吓了一跳，因为她知道像他这个级别的医生远远超过她的支付能力。但他请她放心：“干我们这个行当的，向来都是设法让富人为穷人付账的。”说完，他在自己的袖珍记事本上记下：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明娜·达萨将会读到这页记录，其中还有再详细不过的诊断细节和处方，以及病情的发展。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觉得，这可能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那些行为放荡的女艺术家中的一个，可地址又让她想到应该是个牙买加人，那么，就是个黑女人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排除了她的嫌疑，认为她不可能是丈夫喜欢的类型。

星期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提前十分钟前来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准备迎接他。自从在巴黎参加某场口试以来，他再没有如此紧张过。林奇小姐躺在麻布床上，穿着一件柔软的丝绸衬衣，美到了极致。她浑身上下都丰·满而结实：美人鱼般的大腿，仿佛经文火炙烤的皮肤，惊艳的乳··房，以及一口洁白完美的牙齿，整个身体都散发出健康的气息，也就是费尔明娜·达萨在丈夫衣服上嗅到的那种气味。林奇小姐去看门诊是因为一点小毛病，她诙谐地称之为“弯弯曲曲的腹痛”，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这是非同小可的症状，因而，他触摸了她各个内脏器官所在的位置，与其说是认真仔细，不如说是别有用心。这样做时，他竟然渐渐忘了自己的医术，惊讶地发现这个天生尤物的内脏与她的外表一样美丽。他完全沉浸在愉悦的抚摸中，已不再是加勒比沿岸最优秀的医生，而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折磨得神志混乱的可怜男人。在他严肃的职业生涯中，仅仅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而那一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女病人一把推开他的手，在床上坐了起来，对他说：“您想要的事情可以发生，但绝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林奇小姐则恰恰相反，她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毫不怀疑医生心里所想已不再是科学时，便说道：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大汗淋漓，就像穿着衣服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它把我们医生都想象成了木头。”

她感激地向他伸过一只手。

“我只是这样以为，但并不意味着您不能这样做。”她说，“您想象一下这有多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竟得到一位如此声名显赫的男人的垂青。”

“我一刻也无法停止想您。”他说。

他坦白时，声音颤抖得实在让人怜悯。但她用一阵照亮了整个屋子的笑声，让他从一切罪责中得以赦免。

“我在医院见到您时就看出来了，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愚人。”

一切进展得并不容易。林奇小姐注重自己的清誉，她首先要安全，然后要爱情，必须按照这个顺序来，而且她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这些。她给乌尔比诺医生引诱她的机会，但不让他踏足自己的卧室，即便家中只有她一个人也不行。她至多允许他重复抚摸和听诊的仪式，以此对伦理道德进行肆意地践踏，但不能脱掉她的衣服。而他呢，一旦上钩便无法松开肉欲的诱饵，几乎每天都去纠缠。由于种种现实原因，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他太软弱，无法及时自拔，以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这是他的弱点。

受人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都会骑上骡子出门去，也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家来。骡子的背上一边驮着各种版本的圣经和宣传福音的小册子，另一边驮着食物。另外一处不便是对面的学校，因为孩子们朗诵课文时，眼睛总是看向窗外的街道，而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这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房子的各扇门窗便纷纷敞开，他们看见林奇小姐把鸟笼挂在屋檐下，让小黄鸟学习他们朗诵课文；看见她包着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加勒比的清脆嗓音也跟着朗诵起来；之后，他们又看见她坐在门廊上，独自用英语唱着下午的赞美诗。

他们必须选一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十二点到两点午餐休息的时候，可这也是医生午餐的时间；其二是傍晚孩子们回家之后。后面这个时间点一向再好不过，可这时医生刚好结束了出诊，距离赶回家去吃晚饭只有几分钟了。第三个形成阻碍的问题，也是对他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社会地位。他不可能不坐车去，可他的车子尽人皆知，而且还必须停在门口。他本可以和车夫串通，他在社交俱乐部的朋友们几乎都是这样干的，可这又违背了他的行事风格。他如此频繁地拜访林奇小姐，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以至于穿着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斗胆问他自己是否应该先回去，过后再来接他，以免让车子在门前停得太久。乌尔比诺医生一改往日的温和，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的话：

“自从认识你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出不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我就当你没说过。”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前，就休想隐瞒病情。有时如果距离允许，医生情愿自己走路去，或者租一辆马车前往，以免招来恶意的揣测和妄下的结论。然而，这种办法没多少用，因为拿去药店取药的处方会使真相大白。于是，乌尔比诺医生只得在开方时把真真假假的药写在一起，以保证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能带着自己病痛的秘密平静地死去。同样，他也可以找出种种体面的理由为自己的车子出现在林奇小姐家门口做出解释，但那并不可能维持很久，更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维持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