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的坟墓。

斯特恩[1]

[1]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感伤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小说《感伤的旅行》等。

他听见走廊里有很响的声音；平常没有人在这时候上他的牢房来。白尾海雕一边叫着一边飞走了，门打开，可敬的本堂神父谢朗，浑身哆嗦着，拄着手杖，投入他的怀抱。

“啊！伟大的天主！这可能吗，我的孩子……恶魔！我应该说。”

善良的老人不能够再多说一句话。于连担心他会跌倒，不得不把他扶到一把椅子跟前坐下。时间的手沉重地压在这个从前是那么精力充沛的人身上。于连觉得他已经成了他过去的影子了。

等到他喘过一口气来以后，他说：“前天我才收到您从斯特拉斯堡寄来的信，还有您给维里埃尔的穷人的那五百法郎。是别人给我带到利韦吕的山里来的，我已经搬到我的侄子家去住了。昨天我听说这场大祸……上天啊！这可能吗！”老人不哭了，他看上去好像已经失去了思想能力，机械地补充说：“您可能需要您的五百法郎，我给您带来了。”

“我需要的是见到您，我的神父，”于连深受感动地说。“我有很多的钱。”

但是他再也不能得到有条有理的回答了。时不时地谢朗先生滚出几滴眼泪，默默地沿着脸颊往下淌；然后他望着于连，看到于连抓住他的双手举到唇边，好像毫无感觉似的。这张脸从前是那样生动，那样有力地显示出最高尚的情感，如今再也摆脱不掉那种毫无感觉的表情了。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看上去像农民的人来接老人。“不应该让他太劳累，”他对于连说。于连猜出这个人就是他的侄子。在这次见面以后，于连陷在残酷的不幸中，眼泪也不由得止住了。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悲惨的，无法安慰的；他感到自己的心在胸膛里已经冻结。

这是他犯罪以来感到最残酷的时刻。他刚刚看到了死亡，而且是在它的丑陋面目暴露无遗的情况下看到的。所有那些高尚和英勇的幻想，都像在暴风雨前面的一片云彩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可怕的情况继续了好几个小时。在精神遭到毒害以后，需要肉体的治疗和香槟酒。于连认为求助于这些是自己懦弱的表现。一整天他在狭窄的主塔楼里踱来踱去，到了这个可怕的一天将近结束的时候，他嚷了起来：“我多么傻！只有在我必须和别人一样死法的情况下，看到这个可怜的老人，我才应该陷在这种可怕的忧郁里；但是迅速的，而且正当年轻力壮的时候死去，正好可以使我逃避这种悲惨的衰老。”

不管怎样推理，于连还是发现自己像性格懦弱的人那样动了感情，因而这次拜访使他感到非常不幸。

在他身上不再有丝毫严厉和豪迈之处，不再有古罗马人的那种勇气。死亡显得高起来了，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办到了。

“这将是我的温度计，”他对自己说。“今天晚上，我的勇气比我上断头台时所需要达到的水平低了十度。今天早上我有这股勇气。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恢复。”温度计的这个想法使他感到挺有趣，最后他忘掉了愁闷。

第二天醒来，他对前一天感到了羞愧。“这关系到我的幸福，我的平静。”他几乎做出决定写信给检察长，请求不要准许任何人来看他。“富凯呢？”他想。“如果他能够下决心来贝藏松，他会感到多么痛苦啊！”

他也许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想到富凯了。“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是一个大傻瓜，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超出过我的衣领。”对富凯的回忆把他完全吸引住，使他更加感动了。他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我现在肯定比死亡的水平低二十度……如果这种软弱情况继续增加下去，那还不如自杀的好。如果我像个孬种那样去死，那些玛斯隆神父，那些瓦尔诺会多么高兴啊！”

富凯来到，这个单纯善良的人痛苦得发了狂。他唯一的想法——如果他还有想法的话——就是变卖全部财产，来引诱监狱看守，想法救于连。他跟于连谈德·拉瓦莱特[2]先生的越狱谈了很久。

[2]德·拉瓦莱特（1769—1830），拿破仑的亲信，百日政变他重新出来支持拿破仑，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被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在他临刑前一天探监，让他换上她的衣裳逃出监狱。

“您使我感到难受，”于连对他说，“德·拉瓦莱特先生是无辜的，而我是有罪的。虽然你无心，却使我想到了这种区别……”

“但是，这是真的吗？怎么！你要把你的财产全部卖掉吗？”于连说，突然间他又变得喜欢观察和不信任了。

富凯看到他的朋友终于对他头脑里那个压倒一切的想法有了反应，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详详细细把他从每一份产业里可以得到多少钱算给他听，算了很长时间，上下顶多差一百法郎。

“对一个乡下的产业主来说，这是做出了多么崇高的努力啊！”于连想。“多少次节省，多少次斤斤计较的吝啬行为，我过去看见他这么做时，感到那么脸红，如今他全都为我牺牲了！我在拉莫尔府里见到的那些看《勒奈》[3]的、漂亮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会干出这些可笑的事；但是除掉那些年纪非常轻，财产是继承来的，而且不知金钱的价值的人以外，在那些漂亮的巴黎人中间，又有谁能够做出这样的牺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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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勒奈》，法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夏多勃里昂的中篇小说，通过主人公所经历的苦难以及情欲与宗教信仰的冲突，宣扬宿命论思想。

富凯的所有那些语法上的错误，所有那些粗俗的举止，全都消失了，于连投入了他的怀抱。外省在和巴黎相比较时，从来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敬意。富凯看到从他朋友眼睛里流露出的热情，十分高兴，还以为他对逃走表示同意呢。

看到富凯的这种崇高表现，于连在谢朗神父出现后失去的力量又完全恢复了。他还非常年轻；但是根据我的看法，这是一棵好苗。他非但不会像大多数男人那样从软心肠走向狡猾，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会有很容易感动的善良气质，并且疯狂的不信任情绪也会逐渐克服掉……但是这些不可能兑现的预言又有什么用呢？

尽管于连做出努力，审讯的次数还是变得比较频繁了；他每次回答都是以缩短诉讼的进程为目的。“我杀人，或者至少是有预谋地企图致人死命。”他每天都这样重复说。但是法官首先是拘泥形式的。于连的声明丝毫没有能够缩短审讯的时间；法官的自尊心却受到了伤害。于连不知道他们本来打算把他关进一间可怕的黑牢，全靠了富凯的活动，他们才让他继续留在高达一百八十级梯级的那间漂亮的房间里。

有一些重要人物让富凯供应木柴，德·弗里莱尔神父就是其中之一。善良的商人想办法见到了这位权力极大的代理主教。使他高兴得难以表达的是，德·弗里莱尔先生对他说，于连的优良品质和从前在神学院时的贡献使他深受感动，他打算在法官们面前为他说说情。富凯看到救他的朋友有了希望，告辞时匍匐在地上，请求代理主教先生接受十个路易，把这一笔钱分开做几台弥撒，来祈求宣告被告的无罪。

富凯完完全全搞错了，德·弗里莱尔先生决不是瓦尔诺那种人。他拒绝了，甚至力图让善良的农民明白，他最好还是把他的钱留着。看到要讲清楚非得犯下什么不谨慎的错误不可，于是建议他把这笔钱施舍给贫困的犯人们，他们事实上才真是什么都缺乏的人。

“这个于连是个奇怪的人，他的行为不可解释，”德·弗里莱尔先生想，“而对我说来任何事都不应该是不可解释的……也许将来可以使他成为一个殉教者……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知道这件事情的底细，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机会来吓唬吓唬这个德·雷纳尔夫人，她一点也不敬重我们，实际上还讨厌我……也许在这一切中我还可能遇到一个跟德·拉莫尔先生取得条件优越的和解的办法，他偏爱这个小神学院学生。”

诉讼案件的和解已经在几个星期以前签字，皮拉尔神父离开贝藏松以前，曾经谈起于连的神秘出身；正是他离开的那一天，这个不幸的人在维里埃尔的教堂里企图杀害德·雷纳尔夫人。

于连在他和死亡之间只看到一件不愉快的事，这就是他父亲的探望。他想写信要求总检察长，不要放任何人进来探望他；他就这个想法跟富凯商量；讨厌跟父亲见面，特别是在这种时候，这使木材商人的那颗小市民的正直的心深深地感到不快。

他相信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他的朋友恨之入骨。出于对不幸的尊重，他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里。

“在任何情况下，”他冷淡地回答，“这种不准探监的命令对您的父亲都不可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