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方以外，我们觉得日本义工也是可以信赖的，因为他们做事特别认真仔细。铭基和日本男生登志公君一起拧毛毯的时候，那场面真是蔚为壮观：两人各揪一角左右互拧，用力到手臂上的青筋都一条条暴出来，为了进一步挤干水分还要揪住毛毯绕过肩头转圈，看起来简直像是舞龙舞狮-被拧成一圈圈的毛毯便是那条“龙”了……

饶是如此，悦子阿姨还是每天都跑来水房反复强调：“拧干！我希望……很干很干！”有一天我正在进行我独创的“拧干两步法”的第一步，悦子阿姨忽然一个健步冲过来，一把夺过我手里的衣服，“不是这样！要拧干！要很干很干……”这真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当时一下子气血攻心，硬是强行把衣服从她手中夺回来，一边拧一边吼道：“我知道！我刚才那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

大概没料到我的反应如此激烈，阿姨也愣住了几秒钟。她没再坚持，可是忽然拍拍我的肩，“你，来！来帮忙……”就这样，我又被莫名其妙地带到楼梯转角处的房间里，和另一位日本阿姨一块叠起了纱布。悦子阿姨要求我们把每一块纱布都叠成整齐的正方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将纱布沿着三块正方形小硬纸板小心翼翼地折叠，每一条线都要对齐，任何多余的布料和线头都不被允许。日本人做事真是一丝不苟，我心想，反正叠好的纱布是被用来敷在病人的伤口处，就算是没有完全对齐或是多一根线垂死之家屋顶晾着每天洗干净的衣服和床单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原本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可是和她一比马上变成了冒牌货。

专注细致的手工劳动往往能够磨平一个人的性子，叠着叠着，我也渐渐变得心平气和。房间里非常安静，悦子阿姨戴着老花镜正在一旁用缝纫机为病人缝补衣服，踩动脚踏板的声音闷闷地回响在空旷的屋子里。她不时地自言自语：“啊，怎么办……哎呀，这个这个……糟糕……这样好了，就这么办吧……”我偷偷地注视着她。从见到悦子阿姨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她不是那种点头哈腰笑语温柔的日本女性。她身材清瘦，轮廓柔和，可是眼神有时锐利得简直可以切割钻石。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者，对于每项工作都有自己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方式，你哪怕只是稍作改动，她都会立刻反应很大地“nonono！”她的经历是个谜，没人知道她的人生故事，又因何机缘来到这里，只知道她常年在垂死之家工作，并且打算一直做下去。悦子阿姨每天都极其忙碌，照顾病人的同时，还要安排、纠正和督促义工的工作。她每天在屋子里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并不露出一点疲态，可是有些夜晚我们在萨德街（Sudder Street）的小餐馆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角落孤独地喝着一碗汤，满脸都是疲倦。究竟是什么促使她选择这样清苦辛劳的异国生活？偏执和严格的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爱吧。我忽然很想抱抱她瘦弱的肩膀。

在悦子阿姨的严格要求下，那一天我成功地叠出了很多堪称完美的正方形纱布，之后又跟她一起用“她的方式”叠衣服。虽然好几次有吐血的冲动，好在最后也终于得到了认可。她指着我对法国义工Francesco说：“我喜欢她。她很好。”然后她忽然又补充一句：“一般来说，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都很好。”Francesco非常郁闷。“好吧，”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所以，法国人不好？美国人不好？印度人也不好？”悦子阿姨并没有反驳，只是一笑置之。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悦子阿姨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奇妙的是，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天，我和她有相同的感受。我和铭基都觉得亚洲的义工和西方国家的义工有很明显的区别：亚洲人工作起来很卖力，而且分配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也完全不介意干脏活累活；很多西方人则往往抱着“浪漫”的心态来看待做义工这件事，他们不想洗衣服洗碗拖地，一心只想和病人接触表现爱心，比如拥抱病人，和他们聊天（虽然语言不通），给他们喂饭擦身，等等。如果不需要他们做这些工作，那么就算水房里有堆积如山的衣服和毯子需要洗，他们也绝对不会过来帮忙，宁可跑去天台一边晾衣服一边聊天晒太阳。有一次休息时间已到，我们这边衣服还没洗完，铭基和另一位义工却被叫到天台去晾衣服，因为原本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已经忙不迭地跑去喝茶休息了。落霞文学网

为此我有点儿不爽，觉得他们的爱心太过自私廉价。可是当我们自己也开始接触和照顾病人之后，才发现自己此前的想法实在有些偏激。照顾病人是与洗衣服之类的体力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辛苦，而且需要更多的技巧和耐心。这件事也令我意识到自己心理的“阴暗”，抑或是学习工作多年养成的“竞争意识”-总是斤斤计较于投入和被认可的程度，一旦发觉别人比自己付出得少便有吃亏的感觉。其实做义工本来就不求报酬，不管做什么还是做多少都只凭个人意愿，自己无愧于心就好，根本没有必要斤斤计较，更没有资格批评别人。

后来我无意中看到特蕾莎修女的一句名言：“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但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我的脸上顿时一阵热辣辣的。

这就是加尔各答仁爱之家的魅力吧。你不远万里而来，心怀美好愿望，摩拳擦掌地准备帮助别人-可是自己却先被治愈了。